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承诺,将推出英国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住房建设计划。这令一些人不安地想起上世纪70年代,那是一个危机频发的年代,最终英国摒弃了工党奉行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政策,转而拥抱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的自由市场路线。新任首相的计划确实意味着政府将加大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但人们较少注意到的是,增加公共住房建设,或许反而有助于培育一个运行更顺畅、竞争更充分的私营房地产市场。
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英国建造的住房数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地方政府大举兴建公屋,即英国所谓的“市政住房”(council houses)。与此同时,非市政住房的建设也达到顶峰:20世纪60年代,英格兰每年新建住房超过20万套,如今还不到当时的一半。20世纪80年代,随着撒切尔政府赋予公屋租户购房权,并限制地方政府将售房所得投入替代性住房建设,市政住房建设急剧下滑。2025年,英格兰地方政府完工的住房不足2000套,较上世纪50年代初的峰值减少了99%。
公屋的衰落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私营住宅开发商无力独自满足所有住房需求。据一些估算,数十年来住房建设持续不足,已造成400万套甚至更多的住房缺口。英国的规划制度当然难辞其咎:审批缓慢,而且很容易被反对开发的人利用。但这并非问题的全部。住房供应不足并非偶然,而源于行业固有的结构性问题。私营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非产出最大化。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在2024年的一份研究中指出,由于未来土地供应存在不确定性,开发商有动力控制住房入市速度,以维持较高的房价。
即便土地获取和规划许可都不再构成障碍,私营开发商是否会把建设规模提升到足以满足实际需求的水平,仍然要打上问号。这是因为该行业呈现出类似寡头垄断的格局。市场供应主要由11家最大的住宅开发商掌控。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发现,除了全球金融危机前后那段时期,这些企业的盈利水平“普遍高于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所应有的水平”。随着中小型开发商不断退出,头部企业对市场的控制力进一步增强。1988年,中小型开发商建设的新住房占比为39%;到2020年,已降至10%。
为何会这样?根源就在于市政住房建设的衰落。过去,大量市政住房项目由中小型开发商承建,为它们提供了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房地产市场具有很强的周期性,而英国规划制度审批周期漫长、延误不断,这就让资金实力雄厚、能够熬过市场低迷期的大型房企占尽优势。失去了一个不受市场周期影响、能够持续提供项目的业务来源后,许多规模较小、财务实力较弱的开发商纷纷倒闭。结果就是,行业竞争不断削弱,房价也因此高于本来应有的水平。
住房协会是由政府拨款和私人融资共同支持的非营利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接替了地方政府的建房职能,但其发展始终未能完全弥补市政住房萎缩留下的缺口。社会保障住房(租金通常为市场租金的五成)与可负担住房(租金最高可达市场租金八成)的总存量,已从逾500万套的峰值降至420万套。占英格兰住房总量的比例,也从本世纪初的20%降至16%。
英国社会保障住房是否充足
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在报告中提出,政府可以考虑“大幅增加”财政出资住房的建设规模,并表示此举将激励私营开发商加快住宅供给速度,这番表态出自英国主要的竞争监管机构,颇耐人寻味。撒切尔时代改革的核心是收缩政府权力,给予市场更大自主空间。而如今看来,要让房地产市场有效运转,或许反而需要政府多介入几分。
除此之外,重启大规模社会保障住房建设,还有诸多显而易见的现实理由。改善最贫困群体居住条件,可以带来广泛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恶劣的住房条件会对健康、教育和就业产生连锁影响。住房缺口持续扩大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自2011年以来,被安置在昂贵且条件不佳的临时住所中的家庭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这类财政开支效率极低:兴建市政住房固然前期投入更高,但至少能够形成公共资产,而不是仅仅让私营民宿、旅馆经营者坐收其利。
住房缺口加剧
外界的疑虑,更多集中于方案能否落地,而非政策本身是否值得推行。伯纳姆目前尚未公布多少具体细则,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他承诺推出“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市政住房建设计划,但所谓“战后”究竟以何时为界?最晚也应是上世纪70年代,当时地方政府每年平均仍能建造约10万套住房。但在工党的财政规则约束下,伯纳姆想要达到这一水平,难度极大。他接手的是一项规模390亿英镑(约530亿美元)的政府计划,目标是在10年内每年提供3万套社会保障住房和可负担住房。据决议基金会估算,如果这些住房全部用于社会保障租赁(这类住房需要更高补贴),该项目每年的实际交付量将不足2.5万套。
另外,“市政住房”究竟意味着这些住房必须归地方政府所有,还是也包括住房协会提供的住房,这一点同样尚不明确。地方政府的住房开发能力已经严重萎缩,恢复元气尚需时间。伯纳姆还表示,政府将利用闲置公共土地来降低成本,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地块区位不佳,棕地修复同样耗资不菲。
重启社会住房建设计划可能会遭遇诸多问题,但仅凭对上世纪70年代的记忆来反对这一计划,理由未免太过单薄。时代背景已经截然不同,历史不应成为政府在当下采取合理行动的桎梏。有时,回望来路,才能找到继续前行的方向。翻译/程玺 编辑/孟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