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APEC会议2026年将在深圳举办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在全球经贸秩序重塑的关键节点，中国为何在此刻强调“高水平对外开放”？它究竟“高”在何处？

当前全球经贸新格局复杂态势

在了解高水平对外开放，“高”在什么地方前，我们必须了解当前全球经贸新格局呈现出什么变化，有哪些显著特点。我认为，当前全球经贸新格局呈现了“六化并存”的复杂态势。

“集团化”与“碎片化”并存。区域贸易协定已成为贸易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核心工具，比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覆盖了全球30%的GDP，区域内的90%关税已归零，推动了中国-东盟出口增长9%，而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USMCA（《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协议》）则通过排他性条款强化了区域性贸易壁垒。亚洲是全球自贸协定最多地区。

“多极化”与“双边化”并行。新兴经济体话语权提升，新加坡、智利、新西兰签署的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美欧数字规则形成了直接博弈，同时双边经贸协定已成为多国风险对冲的重要手段。

“服务化”与“绿色化”并存。服务贸易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24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达到8.6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远远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全球数字贸易占比提升到58%，跨境电商、云计算、数据流动、数字交易等绿色化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成为热点。

高水平对外开放“高”在什么地方

这种世界新贸易格局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正是在这样形势下提出来的：昔日，我们开窗是为了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今日，我们推窗是要拥抱整个星辰大海。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高”在以下几点上：

第一，高在开放的形态深化，从过去的“流动性开放”到“制度性开放”。其核心是通过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改革实现深层次开放。一个高水平的开放，必然是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开放，其核心在于推动由“政策红利”向“制度红利”的根本性转变。我们不再仅仅依靠关税优惠，而是致力于打造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构建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国内制度体系，这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其意义和影响不亚于当初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所做的关税减免承诺和有关制度的改革。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我们主动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在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负面清单管理领域进行刀刃向内的革命。这制度改的“深”将铸就开放的“稳”与“久”，让全球投资者不仅“愿意来”，更能“放心留”“发展好”。

第二，高在开放导向的转变，从“客场全球化”到“主场全球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将意味着对外开放战略更加强调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我国从“全球工厂”向“全球市场”转型，更加积极地参与乃至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这一转变不仅旨在应对过去我们在开放中面临的一些深层次挑战，如制度性开放中的多部门协调不够，以及各类开放平台在创新要素共享机制上的缺乏，等等。更重要的是，中国市场已不是过去的市场：第一，从整体经济规模来看，中国约占全球市场经济规模的18-20%，是全球最大的两个市场之一。第二，从消费市场的潜力或规模来看，在众多关键的商品和服务的类别中，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这对于一家有全球雄心的跨国公司来说，进入和深耕中国市场都是头等重要战略。第三，从增长的引擎来看，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其增量依然巨大，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将长期保持在30%左右，是全球经济增长名副其实的第一动力。可以说，占全球市场规模五分之一的中国市场，将决定未来全球商业格局中的许多关键领域。

第三，高在开放布局的优化，从过去的“区域突破”到“全局协同”。开放将会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不搞单兵推进，不搞零打碎敲，注重整体全方位，注重立体多维式，做到布局更加强调区域协同，如上海将通过“长三角”一体化构建创新共同体和世界级产业集群，广东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来进一步整合资源和要素，不仅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而且要解决省内经济特别是粤北的发展问题等。

这里要强调一下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关键和重要性。实际上，它是以创新为核心，以紧密协作为基础，具有强大的自我发展、更新再造能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商业生态系统。它代表一种最高形态的产业组织方式，是各国在高端制造业和知识经济领域中争夺战略制高点的杀手锏。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的目标，不是简单的招商引资、创建工厂，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能孕育创新，促进包容、合作和吸引人才的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

第四，高在开放功能的提升和拓展，从过去的“通道经济”转到“枢纽经济”。开放战略将强调“通道关键节点”，即是要打造全球资源配置的枢纽。我把“通道经济”叫做“酒肉穿肠过”，而把“枢纽经济”比喻成大型的“铁路中转站”，四面八方的列车在这儿不仅停靠、上下货物和旅客，而且又驶向不同的地方。“枢纽经济”更像是一个大熔炉，各种生产要素在这个炉子里面转起来、跑起来、动起来，从而达到最佳的要素配置，并且创造一个新的更大价值。总体枢纽经济可以集资源、散需求、带周边。例如，上海将通过离岸金融、资产定价、企业确权等服务制度的创新，实现从“要素流通门户”向“价值分配中枢”的跨越，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大码头”。江苏在努力创建“数字经济经理人”制度，抢占未来“数字经济”全球高地。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商务部原副部长）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魏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