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士禛来到扬州之前，红桥籍籍无名，因此，这一名胜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世对红桥的描述要么提及王士禛本人，要么借用其红桥诗中的意象。此地的声望源于他的声望，并与其声望一同提升。与此同时，王士禛通过在扬州、特别是在红桥的活动，树立了自己的声望。据记载，他在北京时主要与同僚进行文学互动；而在扬州红桥，他与知名遗民一同作诗。这或许是地方风俗不同：在北京这一国家权力中心，官宦与同僚往来，而17 世纪后期的扬州被重塑为一座明末回忆之城。在北京，王士禛身居要位，服务于皇帝；而在扬州，遗民几乎是他的第二身份。王士禛通过与文人的关联汲取着明末文化遗产，并有意模仿其他在城市中任职并交游的名臣，从而提高自己的本土地位。人们撰写王士禛传记及扬州轶事时，采用了他在扬州浪漫主义者中的形象，这使其声望进一步增加。

1634 年，王士禛生于山东的一个煊赫家庭。清军征伐时他年仅十岁，王家似乎较为安稳地度过了这一时期。其伯祖父任明末朝廷大员，似乎主导着家庭教育，其母受过良好教育，也鼓励儿子们志存高远，王士禛的三位兄长皆有诗名，两人为进士。他和长兄王士禄尤为亲密，常结伴旅行，一同赋诗。王士禛的科举之路颇为顺利，十八岁即中乡试，四年后又中会试。 1658年，二十五岁的王士禛参加殿试，名列二甲。之前几年的二甲都被任命为京城各部主事，但那一年的二甲被派往各地方，二甲前十名任知州，其余则任推官。基于这一新政策，1659年，二十六岁的王士禛赴扬州任推官，成为当地政治场上的三号人物，负责监督司法工作。他似乎颇为留恋京城活跃的社交生活，因为他当年大部分时间都居于北京慈仁寺，频频赴宴作诗。这一时期，他结识了著名的户部尚书、苏州人汪琬（1624—1691），京师太学教谕、合肥人龚鼎孳（1616—1673）， 1658年进士邹祗谟，1659年进士彭孙遹（1631—1700）以及董一宁。

1659 年，王士禛、王士禄与彭孙遹出版了他们在京城所作的诗集。虽然王士禛和彭孙遹年纪尚轻，甫获功名，但其诗集在同龄人中引起了许多关注。他在撰写自己的年谱时，特别提及这本集子和他与上述名士的相识，作为1659 年的重大事件。然而，由于王士禛的生涯基于政治和文学成就，编写年谱时，他自然是优先考虑这两个领域中的事件，以突出其最知名的公众形象，也是他最重要的社交形象。在京师的数月对他影响深远，在他往后的社交、文学和政治活动中，不乏其进士同年与赞助人的身影。王士禛在北京的朋友熟人曾到访扬州，和他一起参加文学雅集，在场的还有其兄王士禄以及其他扬州文人网络成员。他们还常为彼此的文集和当时扬州的各种出版物写序言和评论，比如邓汉仪的《诗观》和张潮的《昭代丛书》。

王士禛早在进京和赴任扬州之前便已有才名。如大多数文豪一般，据说他也是个早慧神童，八岁便开始作诗，1648年十五岁即著第一本诗集，由身为当地诗社成员的兄长王士禄序而刻之。这些诗很受长辈欣赏，王士禛本人也如是说。1657年，二十四岁的王士禛与一群文人一起，参加了济南大明湖畔水面亭的一次诗会，这让王士禛声名鹊起。他后来在序言中描述了这一盛事，并在年谱中引用了这段内容：

顺治丁酉秋，予客济南。时正秋赋，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会饮水面亭，亭下杨柳十余株，披拂水际，绰约近人。叶始微黄，乍染秋色，若有摇落之态。予怅然有感，赋诗四章，一时和者数十人。又三年，予至广陵，则四时流传已久，大江南北和者益众。于是《秋柳诗》为艺苑口实也。

这些诗作在当时文学界广为传唱。乾隆年间，人们继续品赏这些晦涩、用典幽微的诗歌，尤其它所具有的潜在颠覆性，这差点导致王士禛的文集被禁。《秋柳诗》被回顾性地收录在王士禛传记中，标志着他在全国文坛的首秀，也是他文坛领袖地位的基石。然而，诗词本身并非他成名的唯一因素，世宦之家的背景给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带来了光环。在他初露头角之时，其伯祖、父亲和兄长的朋友都格外提携他，确保其作品得到出版和讨论。

或许，水面亭诗会和《秋柳诗》确实标志着王士禛被同辈奉为一位天才文人，在轶事传奇中，这当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 然而，只有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后，他才拥有足够的合法性，可以赋予其他诗人、艺术家乃至地方以声望。实际上，王士禛作为诗人和官宦的声名愈盛，他作为文化批评家和文学品味引领者的地位也愈高，人们也愈发追求他的参与和认可。他在扬州期间已享有相当的文学声望，这从他编辑撰写的诗集数量，他主办或参加的名士聚会中可见一斑。他在扬州的五年被认为影响深远，例如，与他同为文官的友人宋荦（1634—1713）在其墓志铭中写道：

扬当孔道，四方舟车毕集，人苦应接不暇，公以游刃行之，与诸名士文宴无虚日。尝因公事往来白门、吴下。诗日益工，始自号渔洋山人。

“渔洋”之号与王士禛诗人暨评论家的角色密不可分。他南游时在太湖经过名为“渔洋”的小岛，故以此为号。这篇墓志铭中，宋荦强调了王士禛的扬州政治生涯与他最著名的别号之间的联系，进而暗示其诗人身份诞生于这一阶段。

王士禛的文学声望引起了人们对其仕途的关注，扬州地方文艺创作中记录了他作诗和做官的成绩。戴苍为王士禛所绘《渔洋山人抱琴洗桐图》的题诗和落款，凸显了王士禛官宦暨诗人的双重身份。这幅画描绘了蓄须但仍年轻的王士禛，他怀抱古琴，头戴隐士角巾，坐于石上。左侧两个仆僮，一个在汲水，另一个以布擦洗梧桐。古琴暗指“抱琴亭”，这是他来扬州第二年在自家园中建造的亭子，以此为都市中“退食燕息之所”。抱琴亭之名还指涉元代画家唐棣的《抱琴图》，这幅画是王士禛在园林竣工时收到的贺礼，他邀友人同僚曹溶和周亮工聚于园中，展图披阅，咨叹不已。《抱琴洗桐图》荟集了二十一位同代人的题诗，前后另附有三十四人题咏，除十二人以外，皆是他的同辈。许多题签人都是王士禛扬州时期的朋友，俱是一时风流人物，许多还参与过红桥修禊。这些题诗拱绕王士禛画像，如同众星捧月，似乎作为题签人的翻版，再度参与了王士禛家中的文学雅集。

同时期的另一幅佚名肖像画中，王士禛头戴角巾，坐在一张矮椅上，凝视着一瓶梅花。画上有五处题诗和四十六处落款，都来自他在扬州的亲朋故旧。这些人再次构成了相似的人物图谱，与上一幅肖像画及红桥聚会的名士重合，包括本书将讨论的人物：尤侗、宗元鼎、彭孙遹、余怀、冒襄、杜濬、袁于令、施闰章、雷士俊、宋琬、汪楫、林古度、汪懋麟、刘体仁、龚贤、程遂等。无论这幅画是给王士禛的临别赠仪，还是近乎一本签名册，它都证明他占据着一个重要文化圈的中心，这一文化圈是清朝官宦和江南名士之间的桥梁。画上许多题咏，如尤侗的题咏，都颂扬王士禛是一位仁官暨才子。

的确，政治上的成就加强了王士禛作为诗人的声誉，他也经常被比作本朝欧阳修、苏轼，二人都是曾仕扬州的杰出文官。各种传记传奇均挑选出一些他为政一方的典型事迹，并反复使用这些故事。即使是后世对王士禛扬州政绩的转述，也吸收了官方传记和王士禛年谱中的细节，而不考虑其叙事性。因此，较详细的王士禛传记往往抛出棘手案件作为背景，刻画他身为司法官明辨忠奸，渊涌风厉，化解冲突；而较短的版本描述的案件相同，但更简略。在所有这类描述中，王士禛都代表着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正直好官：精力充沛，忘我工作，夜以继日，并且两袖清风，不贪一分一厘。

仔细阅读这些典型叙事，会发现这类传记文学的核心之一是王士禛解决满清征服遗留的冤假错案，而他对本地人民的体恤间接赢得了他们对新政权的支持。“恢复秩序”这一目的虽不曾明说，但隐含在这些案件的类型中。许多传记把王士禛描绘成一位体察民情的朝廷代理人，能多方斡旋寻求共识，开释无辜，并在国家和地方利益之间进行调解。具体行政案件的记载是为反映王士禛的德行而服务的。这些案件既体现了王士禛的一些普遍可取品质，比如明智、诚实和节俭，又包括那些在清帝国巩固时期尤为可贵的品质，比如对被征服者的恻隐，对无辜者的宽容，以及在清政权和不甚臣服的民众之间调解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传记代表了官方认可的观点，它们是为了纳入方志和正史一类官方文本而撰写的。因此，虽然据说王士禛在扬州任上五年内解决了八十三起重大案件，但宋荦所撰墓志和不同版本的王士禛官方传记都选择其中的两起案件，进行了详细展开和比较。

第一起案件显然与这一时期持续困扰清帝国的政治军事动荡有关。在处理异议和骚乱方面，王士禛的解决方案是中庸之道的胜利。1659年，郑成功（1624—1662）集结军队，对江南省的沿江城市发起猛攻。8月初，他占领了扬州辖下、离府治仅数里以南的长江港口瓜州，一周后又攻占镇江。虽然他攻克了河流上游许多城镇（今安徽一带），但在9月初的南京战役中被击败，最终退回福建沿海。清政府开始相信郑成功的军事胜利是由于该地区人民的秘密资助，为了震慑潜在的反清复明分子，朝廷派遣官员到江南地区逮捕、处决所谓的土匪海寇。1661年，户部及刑部侍郎被派往南京督刑。狂热的官员们逮捕了许多无辜民众，并施以酷刑。王士禛在上级的支持下，为无辜者翻案，帮他们脱出囹圄，从而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感激和钦佩。

盐税亏欠案是另一“典型”案件，该案的解决，至少部分原因是上文所述本地商人对王士禛的感佩。1645年至1660年间，扬州盐商拖欠盐税逾二万两白银，许多欠债的商人已经亡故， 前任推官因而逮捕了其妻儿、亲族和姻亲。据王士禛自述，他十分同情盐商家人，请求上级允许他募集款项，填补亏欠。他向当事官宦募款，包括都转盐运使、郡守、属邑官员。他还向富商募捐，据记载，商人们出于对他的爱戴和信任，“倾赀恐后”，这正是基于他在平反海寇冤狱等案中赢得的声誉（“以海寇狱德公”）。他共筹得一万多两，并具疏请求巡抚蠲免了其余款额，“扬属积逋一清”。这一事件表明王士禛赢得了官方与民间的信任，进一步突出其仁政是如何裨益于中心和地方的：他收回了超过半数的欠税，并得到了扬州商人群体的感佩。相比之下，前任推官的苛政不仅激起了民愤，还不曾收回任何税款。

王士禛在扬州的朋友，著名遗民、隐士冒襄如是评价他：

公实今日之循吏，仁而明，勤而敏，廉而能慎者也。维扬，南北一大都会，商与民错处者百万余家。其属邑又多滨海斥卤，民俗訾窳，而无以为生。公至，抚绥有方，慈惠倍至。公又发奸擿伏，决断如神，一时府吏胥徒，举无所上下其手，诸豪亦无敢有所横。可不谓仁而明乎？

广陵为江南剧郡，大吏有疑难事，下之藩臬，藩臬复下之吏官。黎明坐堂皇，羽书旁午，征檄雨至。公左右裁答，酬应若流，侍史十余人手腕告脱。尝以数月完钦件数千，一时咋指，推为神异。夜分入寝食，燃巨烛，剖析案牍，不少休。更以其余披览六籍并时辈所著撰，甫辨色，公又出矣。可不谓勤而敏乎？

冒襄继续赞扬王士禛的节俭，“日食蔬菜一二器，不妄费县官一钱”。他进而强调王士禛的文学成就以及对扬州城声望的影响力，并指出王士禛任期间，其诗文在全国广为流传，寻访扬州名胜的人数因此日益增加。冒襄最后描述了王士禛在扬州的休闲活动，“诗酒流连，曲尽款洽。客相对永日，亦终不忍干以私”。

这种政务与文学、社会活动的并置在许多王士禛的生平叙述中都很常见，尤其有关他的扬州岁月。他的文官朋友吴伟业（1609—1672）评论道：“贻上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事实上，尽管有着终日勤政的形象，王士禛的行政事务往往次于他的文学活动，甚至其自撰年谱中扬州生活一节，也将社会文学活动列于政务之前。因此，虽然他的官职是参与文学活动的基础，但不论是身前还是身后，自我评价还是他人评价中，王士禛的主要身份都是一张广大的文学暨社会网络的成员，这与任职扬州的欧阳修和苏轼等宋朝文化名士的形象非常相似。对这些历史名士的认同为王士禛塑造了一个亲切的、被广为接受的形象，从而巩固了他的声望。17世纪人视欧阳修和苏轼为理想的偶像，因为他们结合了文化威望和官方授权。王士禛确实喜欢把自己比作苏轼，从诗词创作到行政决策方面。他的同辈也常做这种比较，宋荦写道：“阮亭谒选得扬州推官，游刃行之。与诸士游宴无虚日，如白、苏之官杭，风流欲绝。”王士禛之兄王士禄也评价他道：“至今过广陵者，道其遗事，仿佛欧、苏，不徒忆樊川之梦也。”

王士禛七十余岁所作的笔记中，提到他废除了扬州当地的迎春风俗——官方主办的拥妓宴饮活动，并将自己与在扬州任上废除“万花会”的苏轼相提并论。他写道：

予少时为扬州推官，旧例，府僚迎春琼花观，以妓骑而导舆，太守、节推各四人，同知已下二人。既竣事，归而宴饮，仍令歌以侑酒，府吏因缘为奸利。予深恶之，语太守，一切罢去。扬人一时诵美之，与坡公事颇相似，附识于此。

《甘泉县志》编者提及这一习俗的中断，虽然未曾点名王士禛：“官僚迎春东郊，令市户各制彩亭，伶人锦服前导，又结彩为采莲船，以教坊女奏乐其中，近以扰民禁革，祗迎土牛芒神如常仪。”

王士禛的好友、酷嗜梅花的扬州诗人、画家宗元鼎（1620— 1698），在一首怀旧的、生动如风俗画般的长诗《广陵迎春歌》中描述了早先的迎春习俗，该诗收录于《扬州府志》卷七“风俗”一章。宗元鼎细细描绘了琼花观和大东门旁熙攘鼎沸的迎春人群：蜀锦高张于亭台，筵宴上金樽玉液，女眷们皓齿朱颜，鬓边瑞香春兰盛开，头戴通草花、绢蜡花，剪做双蝴蝶、麒麟式样，真花假花错杂，五色新鲜。太守绯服簪花，由吏员、官妓骑马相随，伶人跳着钟馗舞和傩戏，迎春的采莲船上歌舞升平。卖花的吆喝声、沉香浓郁的香味、兽炭的暖意、薄如宣纸的春饼、鲜美的江笋芹菜……宗元鼎表达出对家乡繁华的自豪，并将扬州昔日的盛景与后来的贫困两相对照，叹道：“可怜三十年间春，吃泥吃树春天人”（形容饥荒中平民吃树皮、泥土的惨状）。他将这一苦难归咎于贪官污吏，又补充道：幸而灾年已转为丰年，城市开始恢复繁荣，但百姓依然无所倚赖。实际上，扬州新春庆祝活动的转变隶属于一项更为浩大的工程——中央政府减少官妓在地方庆祝活动的参与，要求地方行政单位以恭迎“土牛芒神”的“正常”习俗来庆祝新春，最终完全废除官妓。这种对官宦引导本地风俗之职责的着重强调，标志着一种重大变化，究其根源，这反映了清朝对明末社会混乱的摒弃。一如苏轼废除万花节，王士禛通过废除他视作淫荡的新年习俗，将自己定位为国家在地方的代言人和文化秩序仲裁者。

乾隆年间，欧阳修、苏轼和王士禛被供奉在天宁寺北侧“三贤祠”中，这三位文化名士暨官宦之间的联系由此变得切实可见。两淮盐运使卢见曾（1690—1768）曾在此题词，他常试图将自己与山东同乡王士禛关联。著名书画家郑燮（1693—1765）（即郑板桥）也曾题句：“遗韵满江淮，三家一律；爱才如性命，异世同心。”王士禛在世之时，人们将他与宋代杰出人物相提并论，这既肯定了他在同辈中的文化声望，也促进了其声望发展。在郑板桥的年代，这一类比毫无问题，它们也真真切切被刻进了石头里。然而到19世纪，另一宋朝名士韩琦被加入“三圣”之列，王士禛则被单独供奉在祠堂里。王士禛所设想的与欧、苏二人的关联，在他生前曾如此鲜明强烈，一直延续到他被追授哀荣的乾隆年间，却最终在历史中暗淡下去。

一如其前人欧阳修和苏轼，王士禛也以举办雅集而闻名，在红桥和自家园林等风景优美处的聚会占据了他许多时间。然而，休闲聚会和行政职责并非彼此独立的事业，雅集常常是发生在公务背景下的，正如这段《扬州府志》选文所暗示的：

官家公事张筵，陈列方丈，山海珍错之味，罗致远方。伶优杂剧，歌舞吹弹，各献伎于堂庑之下。事属偶然，犹嫌太盛。若士庶寻常聚会，亦必征歌演剧，卜夜烧灯，肴尽珍馐，果皆异品，烹饪之法穿凿精奇，无乃暴殄天物乎？近日扬郡士夫，清苦淡泊，颇安蔬味，顾习尚之侈，何能骤返耶？

这类宴请属于公务的一部分，而且由于扬州地处交通要冲，必须招待许多途径扬州的游客。根据《今世说》中的一则轶事，王士禛日日有宾客来访，放衙后，他邀客人“刻烛赋诗，清言霏霏不绝”，客人纷纷惊叹：“王公真天才也！”这些评论再次反映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社会性、表演性，以及社会表演对个人地位和声誉的影响。关于这些聚会的轶闻通过口头和《今世说》之类的出版物进行传播，扩大了当事人的影响范围，超越了特定城市或特定社会网络。

旅行同样提升了王士禛的声誉，扩大了他的社会关系。王士禛常有公务旅行，特别是游历江南的机会，得以游览南京、苏州、常州和镇江一带，并与这一富庶地区的诗人、官宦交往。这些交游增进了他的声名，也让时人传说他的雅癖，并将他的名字与名士、名胜相联系。他游历江南时所作的诗文分成数集，在扬州刻印发行，这带来了相当的知名度。其轶事在南京等地流传，其诗词人人传诵，王士禛因此声誉日隆。例如，1660年，他以同考官身份前往南京，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乘小舟渡过长江。王晫《今世说》如是记载：

王阮亭为同考，至白门。夜鼓柁行大江中，漏下将尽，姑抵燕子矶。王兴发欲登，会天雨新霁，林木萧飒，江涛喷涌，与山谷相应答。从者顾视色动，王径呼束苣以往，题数诗于石壁，从容屐步而还。翼日，诗传白下，和者凡数十家。

夜泊枫桥时，他同样想在寒山寺留下题刻，于是冒雨下船，于寺门“题诗二绝而去”，时人“一时以为狂”。以才情为名的任诞之举是晚明文化的标志之一；因此，这类事迹让王士禛与文坛耆宿们保持一致，后者在清初仍声望卓绝。“风流”“风雅”之类特质在最高雅的社交聚会上常被提及，显然与晚明精英的社交世界一脉相承。因此，王士禛之举意在说明，其身份认同是延续了晚明风雅文化而构建的，或者，如大平桂一所言，这是在鉴赏者观众面前进行的角色扮演，而非诗人的孤独行为。然而， 当这种身份附着于一位清代名臣身上时，其意义一定大为不同。

任职扬州令这位年轻的北方人缘结江南；他常常游览其他江南城市，结交明末文坛政坛人士。这些关联加以其自身的文学才华，不仅强化了扬州与江南城市之间的纽带，也塑造了他既受官方青睐、又获遗民欢迎的形象。交往遗民还增进了他作为才子兼爱才之人的声誉。旅途中，他还拜谒隐居的不仕者，并寻访明末遗迹。他邀请杜濬、陈允衡等南京诗人出席他在扬州的聚会，为他们提供财政和情感支持，并多次出版、推广其作品。正是因为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一位前程似锦的年轻官员能够毫不伪善地悼念前朝的灭亡。王士禛与朋友一起创作的文章有时充满了对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时代的怀念和向往。例如，他与友人在扬州仪征合著的《銮江唱和集》序言中，处处提及南京及扬州的晋、隋古迹。他触景生情，见“芜城斜日，风景苍凉”，“萤苑人稀，杨花又落”，感慨“遗迹不见，繁华邈然”。王士禛展示了一种失落之旅，在探访断壁残垣中反思前朝的悲剧。他还强调了友谊和诗歌的力量（“行吟之侣”“牙期同调”），以克服这些遗址背后阴森可怖的联想。

这些景色与明朝覆灭的意象共鸣，六朝、隋朝遗迹唤起了人们对城池倾颓和亲朋四散的回忆。通过与“行吟之侣”“垫巾而共访名园”、“命楫而同游江郭”，文人将这些感触转化为诗词和知己情谊。同样地，在扬州小秦淮这一勾连着南京秦淮风月的地带，通过与前朝才子的红桥修禊，王士禛不仅上演了一幕文化和解，也增进了自己的声望。

本文摘自《失落与欢娱：清初扬州的文化、建筑与记忆》，[美]梅尔清著，陈吉安雪译，新行思｜上海远东出版社2026年1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来源：[美]梅尔清著，陈吉安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