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顺着既定的精英路线发展，汪星宇本该有一条更加符合“成功学”的路径——他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毕业于纽约大学，24岁那年获得了江苏卫视《一站到底》世界名校争霸赛冠军，还出了书。

在25岁那年，这个“别人家的小孩”叫停了光鲜的成功。走过纽约的第五大道后，他转身走上了中国的乡村小道，带城市的孩子们感受乡村，带乡村的孩子们触摸城市，在这个运转越来越快的时代，用脚步、陪伴和一节节课，弥合着被科技撕裂的城乡差距。

 “未来之旅” 

托举下一个有“愿力”的孩子

8月1日，60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孩子们来到上海，开启为期七天的研学之旅。在这七天中，他们会进菜市场体验一把葱、一棵苗的生计，去参观代表前沿科技的数字技术公司和半导体公司，还要走进复旦大学的课堂，接触AI技术……与市面上名目繁多的研学团不同，这个研学团队是免费的。

“我们的选拔对象有明确的标准：县乡地区、家庭人均年收入1万元以下、初二到高二之间、成绩优异的孩子。”本次的研学组织者阿皮史格介绍，孩子们在网上提交申请后，项目组的老师会对材料进行初审，并安排一次线上面试。通过面试的孩子们还要进行为期两周的线上学习，并完成调研任务。最终，经过层层选拔，60个孩子获得了去往上海参加研学活动的资格。

这是汪星宇和他的创业伙伴们组织“未来之旅”（原称“城市职旅”）的第八年。在这八年中，他们走进了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200多个村子，既引领来自城市的学生感受真实的乡村，也带着1000多名乡镇的学生触摸城市的肌理。

“第一批参加‘未来之旅’的孩子，现在已经读大学了，专业有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每年暑假还会有人来我们这里实习。”汪星宇说。

组织60个未成年人的研学项目已然不轻松，更何况还是免费。但“乡村笔记”不仅敢做，还把这个项目直接端给同样年轻的实习生。从前期的志愿者招募、培训，到对学生的面试、选拔，乃至对接企业和排流程、学生到达上海之后的衣食住行，阿皮史格都得亲自打理跟进，而他不过也是个大三学生。

“这个活动可以激发孩子们的‘愿力’。对于许多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在家门口听到复旦大学，那是一个不敢做的梦。但如果他真的坐在复旦大学的教室里，听着复旦大学老师讲课，或许就会在心里种下一颗努力的种子。”阿皮史格说，这也是他放弃在美国的实习，选择在大三的暑假来到“乡村笔记”实习的理由。

愿力，这个词在汪星宇和阿皮史格的语境中反复出现。八岁以前，阿皮史格的世界就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古里拉达的一个偏远村庄。小时候，他的家乡不通公路和电，读书要点煤油灯。“两年前汪老师带着‘乡村笔记’的老师来凉山家访时，老师们看到我家柱子上的煤油灯，都不敢相信现在还有这个东西。”阿皮史格笑着回忆。

2017年，他获得了上海蒲公英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资助，每月200元，不仅支持着这个少年的学习和生活，也为他打开了一道通向世界的大门。2019年，在蒲公英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帮助下，阿皮史格通过选拔进入常熟世界联合学院（UWC）。三年之后，他拿到美国贝茨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录取通知。

阿皮史格从小就有个念头，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去哪里不知道，但至少要从山里走出去。而每一步都离不开“愿力”的加持。“我觉得愿力和勇气同等重要。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孩子而言，如果没有那种强烈要走出去的愿力，就更没有人能帮我们规划人生。”正因如此，阿皮史格希望将这份托举传递给下一个有“愿力”的孩子，汪星宇的“未来之旅”，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施展的舞台。

汪星宇的团队与项目参与者合影

创业之初

设立平台瞄准“乡村研学”项目

实际上，如果将时间倒回12年前，你问汪星宇想做什么，他的回答或许并不是教育或者创业，而是研究社会科学。

本科期间，汪星宇就读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专业。但很长一段时间，他觉得国际关系专业是“屠龙术”——参加各种各样的“外交外事大赛”“模拟联合国”，但他总觉得“没在做自己想做的正事”。

本科毕业后，他继续到纽约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如果按着这条路径发展，或许他真的会成为一名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但有件事拨转了他的人生方向——一个国外的朋友问他：“中国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让汪星宇无法回答。“我的第一反应是中国的文化很多元、经济在崛起等。”汪星宇说，“可是下一秒我就想到，其实中国有很多地方我并没有去过，中国到底什么样，似乎也并不能用一个词去概括。”

也是那一年，他参加了华盛顿的智库街的China week，世界各地研究中国的学者齐聚一堂，讨论中国问题，但汪星宇却觉得这个活动“不接地气”。恰在同时，他偶遇了一位复旦的老学长。老学长开办了一家企业孵化器，穿梭于各个创投峰会，为创业企业提供孵化的机会。

一边是正襟危坐讨论各种高大上问题的学者，一边是讨论着具体项目的创业者，冥冥之中，他直觉自己更想做后者。

2017年研究生毕业后，汪星宇加入“黑土麦田”，跟随“耶鲁村官”秦玥飞的脚步，去湖南湘西花垣县参加脱贫攻坚工作。

起初，团队的想法很简单，想通过帮助老乡销售腊肉实现增收。最终结果却不太理想，整个团队的信心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汪星宇对这件事记忆深刻，同时意识到，一定要用平常心来连接城乡，既不能有居高临下的姿态，也不能有“圣人感”。“‘圣人感’会让人看不到市场，我们需要观察市场有什么真需求，然后想方设法组织生产，去盘活资源，信守承诺交付需求。”汪星宇说。“我们说要帮老百姓挣钱，怎么挣钱呢？卖腊肉也是挣钱，带人去也是挣钱。”他想做“把人带进来”的事。

汪星宇决定成立自己的平台。2017年，他和两位好友各自向家里要了10万元的创业基金，成立了“乡村笔记”平台。

两位联合创始人，一位痴迷乡村建筑，一位喜欢传统手艺。创业伊始，团队信心满满，很快就敲定了“乡村研学”的项目——带城市青少年去感受乡村。很快，市场就给他们泼了一瓢冷水：调研时所有人都给了他们正反馈，但项目真正落地时，却没人愿意买单。

“大家都说这个项目很好，等我们家孩子有时间一定跟你去。”汪星宇说，“大家会夸你，但不会花钱，不会来，因为这不是真实需求。他们觉得去乡村很好，但更重要的事情是补课。”

首批参加研学活动的女孩今年已经大学毕业

大胆实验

把乡村孩子“搬运”到城市去

第一次“买单的”，都是亲友家的小孩。汪星宇为17个孩子设计了两条路线，一条去江西做社会调研，一条沿着沈从文的脚步，走乡土写作路线。但做生意不能只薅亲友团的羊毛，三个青年又四处寻找契机，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运营国际学校的课外实践项目。

国际学校的学生升学目标是海外高校，在申请环节，学生们需要有参与社会实践项目的经历。“乡村笔记”恰好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带着孩子们去乡村里住七天，干农活、赶集，切身体验那个跟精英教育完全不同的世界。

何为真实的乡村？汪星宇把定义权交给孩子们。彼时，有些舆论认为他们是在搞“变形记”，但汪星宇却认为，带孩子去乡村不是“没苦硬吃”，而是要做平等真实的教育——既展示田园牧歌的一面，也不回避辛劳艰苦的一面。孩子们自然会在体验中，长出属于自己的、对乡村最真实的印象。老师们会组织学生摆摊卖小玩具，也让孩子们思考，为什么这么便宜的小玩具，那些小孩明明很想要，家长却不愿意给他们买。

“多了解一点乡村，也能更好地理解国家、理解身边人，孩子们就能看到一个更加完整的，关于城市和国家发展的故事。”汪星宇说。

辗转于城乡之间，他也发现了乡村孩子的困境。囿于资源与视野，许多孩子并不理解读书的意义，更罔论“生涯规划”“职业发展”。于是，在2018年6月，创办刚刚一年的“乡村笔记”开启了一个大胆的实验——把乡村的孩子“搬运”到城市去，让他们了解真实的城市生活。

一开始，这个项目叫做“城市职旅”，“乡村笔记”挑选了来自落后地区的县乡、人均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家庭的孩子，带他们来到城市去体验不同的职业。他们住青旅、坐地铁、去菜市场打工，去企业参观……“不仅城市的小孩会对乡村有刻板印象，来自乡村的小孩也会对城市有刻板印象。”汪星宇介绍，有些孩子会觉得在城里挣钱很容易，城里生活的人都很光鲜亮丽，但真的来一趟才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

这项目听上去很酷，但落实下来却并不容易，有家长质疑，这么小的机构却要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们研学，能行吗？这样的质疑在汪星宇创业的九年内反复上演，直至今年报名，仍有一名各项表现都很优秀的湖北女孩通过了选拔，但她的家人却说什么都不同意孩子来参加活动。“我的同事跟她家人沟通了两轮，但没什么用，她的家人就觉得危险，而且没有必要参加，现在就应该好好读书。”说到这里，汪星宇也很无奈。

汪星宇（左）和“乡村笔记”的老师们到四川凉山昭觉县进行家访

惊喜反馈

孩子们“比我们想的强得多”

光靠相互的“看见”并不能弥补城乡之间的差距。2024年，AI技术在应用领域开启了大爆发。几乎就在同时，汪星宇发现，AI技术的发展，似乎让乡村的孩子们落入另一种困境之中。

“大部分孩子一提到AI，主要还是用来搜题。”汪星宇介绍。老师布置作文，他们让AI帮忙写，然后抄一遍；遇到不会做的题，用AI拍下来搜题；遇到看不懂的英语题，用AI翻译一遍，然后再做题。而在大城市，已经有高中生携带自己的AI创意产品，参加黑客松大赛了，一些头部的互联网公司也开启了面向高中生的暑假实习项目，岗位直指AI+的产品应用方向。

这种鸿沟引发了汪星宇的危机感。“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做公益乡村教育，没有什么比教AI更重要的了。”

2025年秋季学期，他带着精心打磨的《AI时代生涯发展课》走进了河南信阳的中学。

这是一场注定无法避免的碰撞。汪星宇在讲台上安利“AI是时代最好的学习工具”，教他们如何利用AI软件背单词，但台下的学生们，平时上学根本不允许带手机，更谈不上把AI当做时时陪伴的学习工具。老师们的态度也充满了犹疑忐忑——一方面，他们承认AI很重要，另一方面，仍觉得AI和手机是教育路上的洪水猛兽。

汪星宇清楚地记得，他讲完课后，有老师主动跟他讨论一个问题：到底要不要管孩子们玩手机？

老师们并非注意不到前沿技术应用的重要性，但现实的难处摆在眼前：有些孩子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根本管不住他们沉迷手机。“周末两天通宵打游戏，周一一天就废掉了，每周其实只有四天有效学习时间。”在老师们看来，如果学生使用手机的结果这样糟糕，那真不如多刷几道题。

“根本的原因还是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阿皮史格说。在他看来，这更凸显出让乡村的孩子们“看世界”的重要性。如果说在社交媒体软件上浏览大城市的繁华，会加重孩子们的撕裂感，那么真实地看见城市的行业百态，则可以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在2026年的这次“未来之旅”研学设计中，汪星宇还专门加入“AI工具实操工作坊”环节，就是为了让孩子们了解，AI除了搜题、翻译以外，还能有多广阔的应用。

“只有走出去，见到不同的事物、认识不同的人、了解不同的故事，才能激发孩子们学习的动力和实现人生的愿力。”阿皮史格说。老师们的倾心托举，换来超乎想象的惊喜反馈。在今年的“未来之旅”线上课程中，老师们讲述了一些田野调查的方法，并安排孩子们分组调研。在收上来的调研报告中，有人研究乡村道路垃圾的处理，有人关注乡村非遗手艺传承问题，还有一组将视线聚焦到了乡村老人身上，研究村里爷爷奶奶们的孤独感，以及他们如何使用社交媒体排遣孤独。“孩子们其实很聪明。”提到这些愿力强大的孩子们，汪星宇难掩骄傲，“只要给出一个方向，他们其实比我们想的强得多。”

文 | 北京青年报记者 杨宝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