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专题研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作出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的战略决策，并作出系统部署。对四川而言，建设农业现代化大产业，不只是产业规模的扩张，而是农业经济形态、价值分配机制、资源配置模式的整体性制度重构，是农业从“大”到“强”的系统跨越，从资源依赖向能力驱动的深层转换，应立足农业大省的基本省情，以产业体系重构为核心、以全链条升级为路径、以发展动能转换为关键，推动向农业强省整体跃升。

把握方向定位

　　立足四川实际，建设农业现代化大产业必须准确把握大基底、大链条、大集群、大融合、大效能等五个重要维度的方向定位，加快建设具有四川辨识度、全国竞争力的农业现代化大产业。

　　以农业大基底稳固产能安全。四川约有八成耕地分布在丘陵山区，耕地资源稀缺且分布细碎，稳产保供的基础条件较为脆弱。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是四川农业发展的首要责任，为此，四川稳固农业大基底的核心，不仅在于千方百计保有耕地总量，更在于必须在复杂地形条件下守住产能底线，确保有限耕地资源成为稳产保供的可靠支撑。

　　以农业大链条提升综合价值。四川农产品“大资源、小产业”的状况仍显突出，大量优质农产品以原料或贴牌形式外销，产业附加值低，比较效益亟待提升。四川构建农业大链条的关键，在于必须贯通“种养—加工—流通—消费”的价值传导通道，多途径实现价值跃升，彻底扭转“粮头食尾、畜头肉尾”的产业低端锁定困局。

　　以农业大集群放大规模优势。小规模的分散化经营格局，是四川农业大而不强的重要根源。四川推进农业大集群的重点，是必须以产业集群化发展进行更有效率的空间重构，在更大尺度上实现资源集聚、要素整合与产业配套。推动农业产业从“小而散”走向“大而强”，以外部规模经济弥补地形约束下的内部规模不足。

　　以农业大融合拓展业态空间。四川地域广阔，拥有独特的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等比较优势。四川促进农业大融合的基础，是必须进一步推动“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文化底蕴转化为品牌溢价，全面实现一二三产业的价值叠加。

　　以农业大效能增进民生福祉。建设农业现代化大产业的最终检验标准，不是产值规模的大小，而是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四川实现农业大效能的根本，在于必须强化联农带农机制的制度化和普惠化，让广大农民深度嵌入产业链，分享农业产业增值收益，实现持续稳定增收，使农业现代化大产业真正成为富民强省的坚实基础。

五对现实矛盾

　　四川正处于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的关键阶段，发展的主要制约已从总量短缺转向质效失衡，集中体现为五对相互交织、彼此牵制的突出矛盾。只有精准破解现实矛盾，才能高质量建成农业现代化大产业。

　　山地地形刚性制约与农业适度规模化发展的矛盾。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以此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与产业竞争力。但四川耕地碎片化程度深，川中丘陵水资源短缺、川西高原生态承载力弱，先天条件限制土地规模化集中开发与大型农机连片作业，成为建设农业现代化大产业需要首先突破的基础性难题。

　　小农户分散经营格局与农业产业集群化建设的矛盾。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离不开全产业链协同、生产要素集聚与标准化生产支撑，而当前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合作不够，“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尚未完全有效落地，农户参与并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的不多，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根基总体偏弱。

　　农业科技供给错配与产业升级现实需求的矛盾。当前农业科技供给存在明显结构性短板，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优质特色品种对外依存度较高；适配丘陵山区的专用农机研发滞后，多地存在“无机可用、有机难用”困境；科研成果与实际生产需求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仍然较低。农业产业提质升级高度依赖科技赋能，智慧农业、数字农业亟待从局部试点向全域普及。

　　农产品低端供给结构与高价值农业发展目标的矛盾。建设农业现代化大产业必须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打造品牌溢价能力，将本土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现实市场价值。四川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加工环节以初级粗加工为主，“川字号”省级公用品牌市场影响力有限。

　　农业要素供给短缺与产业提质升级刚需的矛盾。产业升级需要稳定土地、充裕资本和多元人才作为关键支撑。土地流转配套机制不完善、农业产业投资回报周期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各类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导致要素供给短缺与产业升级需求持续增长的内在冲突，这是四川建设农业现代化大产业必须破解的深层障碍。

重点发力精准施策

　　加快建设农业现代化大产业，需要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聚焦多重发展制约，合理选择战略路径，重点发力、精准施策，全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大产业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以基础设施攻坚突破地形约束，筑牢规模化发展根基。重点针对丘陵山区耕地分布细碎、设施薄弱的突出短板，将基础设施改造作为农业现代化大产业建设的先导工程，双轮驱动破除地形刚性制约。一是推进耕地连片整治，以片区为单元实施“互换并地、小田并大田”，依托土地整治项目归并碎片化耕地，同步配套田间道路、灌排设施，为机械化作业与标准化生产创造基础条件。二是实施耕地宜机化改造，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坡地缓坡化改造，降低农机作业门槛，拓展适用机械作业空间；川中丘陵区同步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系统破解工程性缺水问题，全面提升耕地规模化利用水平。

　　以全产业链升级突破低端锁定，构建高价值产业体系。重点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服务”转型，实现产业形态根本性重塑。一是补齐精深加工短板，围绕全省畜牧万亿级、粮油五千亿级和8个千亿级产业链集群布局，在优势产区集中布局农产品加工园区，推动加工产能向主产区下沉，大力发展功能食品等高附加值环节，提升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率。二是着力品牌强农，集中资源做响“天府粮仓”省级公用品牌，构建层级清晰、定位精准的品牌矩阵，以品牌溢价打通价值升值通道。三是深化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挖掘四川独特的自然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推动农业与文旅、康养、研学深度融合，拓展产业边界与复合价值空间。

　　以关键科技攻关突破供给错位，激活创新驱动动能。坚持需求导向，集中攻克制约产业升级的共性关键技术。一是深入推进川种振兴，组建种业创新联合体，聚焦优质粮油、生猪、特色果蔬等主导品种开展联合攻关。二是强化山地农机专项研发，重点突破轻量化、小型化、智能化山地农机装备，配套建立适应性推广体系。三是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精准种养、智能灌溉、病虫害预警等环节落地应用，建设数字农业示范基地，以数字化重塑传统生产模式。

　　以经营主体培育突破分散格局，重塑产业组织形态。重点针对农业组织化程度偏低的根本性症结，将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作为产业升级的组织保障。一是培优龙头企业，重点支持产业链整合能力强、联农带农机制完善的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培育本土农业头部企业，以龙头引领带动产业集群化发展。二是规范提升农民合作社，全面清理“空壳社”“挂牌社”，推动合作社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支持合作社组建联合社，增强市场竞争力与服务带动能力。三是构建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推广“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务工增收”复合型联结模式，引导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劳务等要素入股，让农民共享产业增值收益。

　　以全面深化改革突破要素瓶颈，强化产业内生动力。重点通过深化改革有效破解要素制约，在土地、资金、人才三大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一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降低土地整合的制度成本；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与农房资源，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提供用地支撑。二是创新农业投融资机制，设立农业现代化大产业发展基金，以财政资金撬动更多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进入；开发适配农业长周期、高风险特征的专属金融产品，扩大抵押物范围，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困局。三是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完善“引、育、留、用”一体化人才政策体系，定向引进农业科技、品牌运营、电商营销等紧缺人才，大规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依托产业平台吸引外出人才返乡创业，夯实产业升级的人才基础。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