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千龙网）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6月19日审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此前，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已经于18日通过了该修正案。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修正案的通过，是为日本冲破和平宪法“清除技术障碍”。日本在穷兵黩武的道路上继续狂奔，是对全球战后安全体系的进一步侵蚀。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闪评》栏目采访时指出，日本此次修正《国民投票法》，在技术层面上做出了不少调整，对于未来修宪将有实质性影响。

当前，日本的执政党也就是日本自民党和维新会，其修宪势力在众议院已经占据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已经满足了宪法所规定的修宪动议的法定条件。执政党也提出要在2027年正式提交宪法修正案，国民投票是修宪的最后一道法定关口，但现行的《国民投票法》对监票人设置了严格要求，基层存在招募困难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右翼此时选择优先在程序方面进行调整，实际上就是在为修宪做进一步的制度铺垫。本次修正案的核心修改内容是放宽监票人遴选的资格，例如放宽身份禁令，部分地方公职人员甚至是议会相关人员也可以受聘。还包括简化遴选上岗流程，降低基层招募人力的门槛，以及优化偏远地区的计票规则。 从实际来看，有一些实质性变化。 第一，这导致公投时监督的中立性大为弱化，因为原有规则是保证监票人独立于修宪阵营的，松绑后，执政党可以派遣自己的支持者，包括公职人员进驻各个投票站，降低修宪公投的组织门槛，消除程序拖延方面面临的一些阻力。 第二，表面上它是解决人手不足的技术问题，但实际上它是消除护宪派利用监票招募困难来拖延公投的手段，这样可以便于政府快速组织全民公投。 第三，它有利于倾斜修宪势力，因为宪法赋予国民投票权来否决修宪，严格监督是民意真实表达的制度保障。但这次修法之后，执政党更可干预计票、引导投票结果，从程序方面会架空民众的制衡权。

日本的现行宪法于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开始实施。这部宪法的第九条明文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此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由于这部宪法否认了日本的交战权，限制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故而又被称为和平宪法。

想要正式修改和平宪法，有两个必要条件：

其一，宪法修改草案在参议院和众议院表决时都获得三分之二赞成票，才能获得国会批准。

其二，在国会获得批准后，该宪法修改草案还需要在国民投票中得到半数以上的赞成。

对此，孟晓旭表示，目前，日本修宪势力在国会众议院已经达到三分之二，但在国会参议院的势力还未达标。而此时国会众议院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是为在第二阶段，也就是国民投票阶段“扫清短板”。

孟晓旭分析，《国民投票法》的修订，是日本推进修宪进程的关键前奏。作为修宪的唯一法定程序载体，这部法律在日本具有特殊的宪制地位。其修订所带来的潜在危害体现在多个层面，显然不容忽视。

从宪政层面来看，它会破坏修宪公投的公平中立，扭曲民意表达机制。规则松绑之后执政党可以干预计票，这就会使全民公投从国民制衡国会变成右翼的修宪工具，动摇战后宪政的根基。 从国内政治来看，它会撕裂日本国内的和平共识。因为规则放宽之后，民间的监督力量将失去实操性的抓手，《国民投票法》已经修改多项规则，不利于民间监督，这会加剧日本社会的对立。 从国际秩序层面来看，它清晰地释放出日本扩军修宪的信号，挑战战后安排。《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确限制日本进行军备，确立日本“和平宪法”的框架。日本主动完善修宪程序，等于公开宣告要废除宪法第九条的和平条款，必然直接冲击二战后东亚安全秩序的法理基础。

孟晓旭进一步分析，日本众议院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暴露出日本右翼的三层政治算计。

第一层是想通过消除公投的技术障碍来锁定修宪的程序主动权。表面上是以人手不足为借口来解决监票招募的难题，但实际上是要杜绝“护宪派”利用程序漏洞拖延修宪进程，想要让“修宪派”牢牢掌握修宪的时间窗口。 第二层政治算计是要降低公投的否决概率。让执政党人员渗透到投票的全流程，配合媒体和行政宣传，在日本低投票率的情况下，必然会抬高修宪的支持率，从程序上降低民意否决修宪的可能性。 第三层是拆解战后的和平宪政体系，渐进式架空和平宪法第九条。现在日本右翼并不直接“强攻”第九条，而是采取配套立法先行的分层策略，先修订《国民投票法》，今年年底再修订“安保三文件”，完善情报体系，最后再来修改和平宪法——通过一系列前置立法逐步掏空和平宪法的约束，以渐进方式完成新型军国主义的复辟。

日本进一步松绑军事方面的自我约束，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和担忧。

俄罗斯方面表示，日本的“再军事化”路线，违背了该国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孟晓旭认为，日本的穷兵黩武持续加码，本质上是日本试图推翻二战胜利成果，摆脱国际社会对其战争权的法定限制，复刻战前对外扩张的战略逻辑，这对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具有多重破坏力。

首先，它会直接触发区域军备竞赛，恶化安全环境。日本放开进攻性军力，谋求修宪，保有交战权，会迫使周边国家同步强化自身军事能力，亚太地区将陷入军备扩张的恶性循环，地区国家安全成本持续攀升，冲突误判概率大幅上升。

其次，它冲击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法律根基。《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日本仅能保有最低限度的自卫力量，日本和平宪法是国际法在其国内的落地体现。日本通过修宪废除第九条、恢复战争权，等于单方面推翻二战战后安排，树立战败国突破军事约束的危险先例，将动摇全球战后安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