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林夕

近日，SpaceX世纪IPO背后最隐秘的赢家浮出水面——有些账面浮盈已高达十几亿美元。

哈佛大学捐赠基金最新向SEC提交的13F文件显示，截至二季度末，哈佛持有SpaceX高达1293.51万股，市值22.1亿美元，在其规模43亿美元的美股投资组合里，这是持仓市值最高的单一标的，远高于第二大持仓台积电的3.5亿美元市值。

哈佛大学捐赠基金二季度末部分持仓

图源：whalewisdom.com

2026年6月12日，SpaceX登陆纳斯达克。发行价135美元，募资750亿美元，超过沙特阿美，成为全球史上最大IPO。上市首日市值突破2.1万亿美元，超过博通和特斯拉。

4400名现任及前员工因此跻身百万富翁行列，马斯克身家随之暴涨。

然而，真正的赢家不在聚光灯下。

一批大学捐赠基金早在2008年至2018年间便悄然入局，以“耐心资本”的身份蛰伏最长达18年。以哈佛为例，即便按IPO发行价135美元估算，其账面浮盈已逾4.5亿美元——而作为早期风险投资的实际成本远低于此，真实回报更是难以估量。

类似的剧本正在多所顶尖学府上演：北卡罗来纳大学系统占比约10%，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占比14%-16%，斯坦福大学通过红杉、A16Z、Thrive Capital间接持有可观头寸。

这些大学基金共同勾勒出一幅顶尖学府，以“超长期主义”押注科技、最终收获时代红利的投资图景。

PART.01

一场高校圈的集体“中奖”

先看各家仓位。

哈佛管理公司总共管着570亿美元。22亿美元的SpaceX持仓，在其整体组合中占比约3.8%。其资产配置结构为私募股权41%、对冲基金31%、上市股票仅14%。

这个比例不是哈佛独有，而是美国顶级大学捐赠基金的标配。耶鲁大学前首席投资官大卫·斯文森在1980年代开创的“耶鲁模式”，核心就是一件事——用流动性换收益。

私募股权流动性差、退出周期长，但长期回报率高于公开市场。大学基金没有短期赎回压力，正好接得住这种配置。

哈佛管理公司成立于1974年，是哈佛大学全资子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纳夫·纳维卡尔于2016年底加入，此前曾执掌哥伦比亚大学捐赠基金。

2025财年，哈佛捐赠基金取得11.9%的投资回报率，超过校方长期目标设定的8%。

这个成绩单背后，是长达几十年的制度积累——哈佛管理公司从1980年代开始逐步将资产从传统股债转向另类投资，SpaceX只是其私募股权组合中的一个标的。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案例更具体。

该校捐赠基金2025年规模134亿美元，SpaceX占比约14%-16%。

据知情人士透露，首席投资官斯科特·威尔逊约十年前以数千万美元直接投资SpaceX，如今浮盈在十几亿美元级别。

威尔逊2016年上任后做了一件事：把合作的外部投资经理从上百家精简到几十家，集中资金投向少数高确信度标的。SpaceX是他任期内的标志性案例。

北卡罗来纳大学入局更早。

2008年，SpaceX猎鹰1号三次发射失败，公司资金几乎耗尽，外界普遍认为这家公司撑不过那一年。

彼得·蒂尔的Founders Fund在那轮投了进去，北卡作为Founders Fund的LP，间接参与了这笔投资。

SpaceX今年6月才上市，这笔钱等了18年。

北卡罗来纳大学系统首席投资官乔纳森·马克当时做了一个在今天看来很关键的决定：

维持对Founders Fund的承诺，没有在经济危机中削减私募股权配置。这个决定带来的回报，如今占到了整个系统捐赠基金的10%。

乔纳森·马克

加州大学大约持有10亿美元SpaceX股票。斯坦福大学的持仓没有确切数字，但通过红杉资本、Andreessen Horowitz、Thrive Capital等基金获得的间接收益也相当可观。

SpaceX在IPO之前经历了多轮融资，估值从2008年的数亿美元一路攀升至IPO前的万亿美元级别。

理论上，每一轮都有早期投资者可以选择退出——以更高的估值卖掉老股，锁定收益。但大学基金几乎全部选择持有不动。

PART.02

一家还没入轨的公司

为什么值得投？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那笔投资有一个细节值得展开。

据当时参与决策的人士透露，首席投资官威尔逊在投委会上面对的核心质疑是：一家连轨道都没打进去的公司，凭什么值得长期持有？

威尔逊的理由是成本。当时传统航天承包商联合发射联盟（ULA）一次发射报价超过4亿美元，而SpaceX的猎鹰9号报价在6000万美元级别。即便SpaceX短期内无法盈利，只要这个成本差存在，商业航天市场的重构只是时间问题。

猎鹰9号

这个判断等了将近十年才被验证。2018年，SpaceX的猎鹰重型火箭首飞成功，开始承接大量商业订单。到2025年，全球约90%的入轨发射质量由SpaceX承担。

但在2010年代前期，市场上几乎没有机构愿意长期锁仓一家还在烧钱的火箭公司。

威尔逊能等，是因为他管的是大学捐赠基金。

哈佛管理公司每年向学校拨付约25亿美元，占运营收入的40%，拨付比例稳定在总资产的5%左右，不随市场波动调整。

这个拨付机制本身就是一种约束——它要求投资组合在长期内跑出正收益，但从不要求在某一年、某一季度交出漂亮成绩单。

这种制度设计，让基金经理在做决策时可以剔除短期噪音。

没有季度排名压力，没有LP赎回条款，没有存续期限制。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使大学基金成为市场上为数不多可以真正以十年为单位做决策的机构投资者。

私募股权行业的游戏规则是：十个项目里九个失败，一个成功赚回所有。

但大多数LP等不到那个“一个”出现——他们的钱在存续期内就要退出。大学基金没有这个问题。它理论上可以永远在场。

北卡罗来纳大学通过Founders Fund投进SpaceX的时候，马斯克的第三枚火箭刚刚爆炸。

Founders Fund那笔投资后来被彼得·蒂尔称为“基金历史上最疯狂的决定之一”。

但“疯狂”的判定取决于时间尺度——以三年为单位看，是疯狂；以十八年为单位看，是超额收益。

PART.03

收益最终流向

SpaceX上市后的股价走势并不平顺。

6月16日触及225.64美元，此后回撤。7月初跌破150美元，8月初跌至104.83美元，较发行价低22%。

8月4日首份季报发布，营收同比增长92%，亏损收窄，股价反弹。8月6日解禁日，9.12亿股早期持股解除锁定，市场预期抛压，但实际走势平稳。8月12日收于146.15美元，重新站上发行价。截至8月14日，报140美元。

从225美元到104美元，回撤超过50%。但对持有成本远低于发行价的大学基金来说，这种波动没有实质意义。

他们不是在二级市场建仓的，也没有在225美元追高、在104美元割肉的操作空间。决策节点在十年前，不在上市后的每一天。

事实上，SpaceX上市后市场情绪的剧烈起伏，恰好构成一个对照样本。6月22日单日暴跌超16%，市值蒸发约4000亿美元；7月28日较高点累计回撤近50%。这些数字对散户来说是恐慌信号，对大学基金来说只是日常波动。他们不关注这些，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卖。

这笔投资的最终去向也不是账面数字。哈佛每年从捐赠基金提取约25亿美元，覆盖教授薪酬、实验室运行、学生奖学金。SpaceX的回报只是捐赠基金整体收益的一部分，但它的量级足以影响一所大学的运营能力。

美国大学捐赠基金的规模排名：哈佛约570亿、耶鲁约441亿、斯坦福约407亿。这些数字决定了一所大学能请到什么级别的教授、建什么水平的实验室、给多少学生提供奖学金。捐赠基金排名和学术排名之间，存在一条虽不直接但确实相关的传导链条。

从一笔风险投资到大学的日常运营，中间隔了十几年。但这恰恰是大学捐赠基金这个“物种”存在的意义——它把跨代际的财富转化为跨代际的学术竞争力。

这批高校在SpaceX上的集体获益，说明的事情不算复杂。资本市场里，有时决定收益的不是判断的精准度，而是资金能等待的时间长度。

大学捐赠基金是这个逻辑最极致的实践者——它用“永远在场”的资金结构，换来了大多数人无法获取的资产配置空间。当商业航天的浪潮来临时，它已在岸边等候了整整十八年。

人们看见的是浮盈数字，看不见的是一套允许耐心成为策略、允许长期主义超越任期的制度文明。

投资的最高使命，从来不是管理财富，而是为时代下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