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座城市强不强，主要看房价；现在，一个城市赢没赢，开始看股价。

5月27日，“中国存储芯片第一股”长鑫科技完成过会，如无意外，它最快将于6月正式挂牌上市。

图源：上交所网站

作为国产替代叙事的主角团之一，去年，长鑫在全球DRAM市场撕开了一道口子，打破多年垄断，从SK海力士、三星、美光三巨头手中，抢下7.67%的市场份额。

长鑫的到来，把三星放在了一个胡桃夹子里——“上方有SK海力士和美光在一起挤它，下方有长鑫在挤它”。

尽管仍处于“下方”，但在存储芯片领域，长鑫于海力士、三星，犹如中芯国际之于台积电，意义非凡。

好事成双。最新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长鑫科技营收达508亿元，同比暴增719%；扣非归母净利润263.4亿元，同比增长1993.41%，同时，上半年预计归母净利润500亿至570亿元，一举填平了过去几年所累积的366.5亿亏空。

A股稀缺性+业绩逆转，令长鑫的估值水涨船高。

保守的观点认为，长鑫上市后市值破万亿已无悬念，而激进者已经将它直接封为2-3万亿元级别的“市值股王”，与农行老大哥一比高下。

这一切，把长鑫背后的城市——合肥，再次推上了风口。

长鑫上市，合肥“涨停”

还没等长鑫6月敲钟，20多只合肥本地股，就在5月提前开启狂欢。

月中，供货工业相机的埃科光电，涨了47%，建产业园的合肥城建，涨了45%，开百货大楼、大超市的合百集团，也涨了45%，安徽本土券商华安证券涨了26%，而同期，上证指数下跌了2.65%。

资金炒作的理由倒很单纯，市面上“买”不了合肥，那就买它的“代言人”。

穿透股权，长鑫科技的第一、二大股东分别为合肥清辉集电（持股21.67%）和长鑫集成（持股11.71%），二者背后实控人均为合肥市国资委。

相比合肥与京东方、蔚来这些广为人知的案例，长鑫与合肥的故事略显低调。

在成功引入京东方后，为进一步解决中下游“缺芯”困境，合肥又开始向产业链更上游攀爬。2016年，合肥与兆易创新共同创办长鑫科技，以此为轴，为合肥引入半导体产业群。

这一次，合肥延续了2008年拿出三分之一财政收入豪赌京东方的气魄，项目初期，直接投入144亿元，包揽了长鑫首期项目80%的资金，随后又联手国家大基金和安徽国资以及头部资本，累计向长鑫项目注入1000亿元资金。

此时的合肥，已经比八年前更加成熟。

除了直接输血，合肥专门建立规模高达125亿的产业基金，放手长鑫自行投资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企业，向产业链更深处延伸。

送钱之外，合肥还负责“送人”。

一边，通过“合肥人才计划”，合肥为长鑫科技团队提供最高1000万安家补贴，以此吸引海内外半导体专家来合肥；另一边，又联合中国科学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设立“集成电路学院”，为长鑫定向输送工程师，在长鑫员工中，本地高校毕业生占比超30%。

借由长鑫项目，合肥那套后来远近闻名的“以投代引”开始真正成型，并锻炼出一支专业化的国资投资队伍，为2020年再投蔚来打下坚实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长鑫科技不只是“合肥模式”的又一次胜利，也是一次风投能力的升级迭代。

如今，长鑫将带着合肥进入下一关键环节——退出。

在风险投资（VC）的生命周期中，“募、投、管、退”四大环节缺一不可。

募，是投资的底气；投，考验对赛道与技术路线的判断眼光；管是赋能与陪跑，提升项目的成活率，而唯有退，才算修成正果，将账面的数字变现为真金白银的回报。

图源：《经济的兴衰：基于地缘经济、城市增长、产业转型的研究》

有人算过一笔账，若按一万亿市值测算，合肥国资，账面股权收益将达到3600亿元，超过合肥显性债务余额2749.76亿元；若按3万亿市值测算，则有望达到1.08万亿，接近合肥2025年GDP总量1.42万亿元。

如长鑫这样兼具产业突破与资本回报的案例，正是当下流行的“股权财政”叙事中，最令人兴奋的部分。

各城各市，学做股东

所谓股权财政，顾名思义，是对照“土地财政”而生的概念。

过去二十年，很多城市最核心的生意，是经营土地，一块地，就是一台印钞机，土地出让收入是税收收入外，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而股权财政，意味着地方政府要通过投资企业股权，获取收益。

从房东到股东，一字之差，却是完全不同的城市经营逻辑。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城市中也逐渐发展出了几种截然不同的“投资流派”。

◎最出名的，自然是“以招代引”的合肥，它不仅要投资收益，还想培养税源、重塑产业链。具体而言，就是全力All In一头“链主”，再让整条产业链围着它迁徙。

◎与合肥拼尽全力的打法相比，“创投老法师”深圳看起来要更松弛一些。深圳做VC像经营热带雨林，它的名言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不追求每棵树都长成参天大树，而是允许大量创业公司同时生长、死亡、迭代。当前它按照“一产业集群、一专项基金”的理念组建了“20+8”产业基金群。

图源：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

◎同为老资格的上海，和深圳“广撒网”相比，又是完全不同的路子。目前，上海只设立了面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3个领域的产业母基金，而且在集成电路上就出资450亿元，是其他两个的近两倍，相比投出一个明星，上海更在意如何巩固自己在某一领域的绝对领导力。

◎上海附近的苏州，则主张对全生命周期基金组合，甚至主张多层次、跨阶段投资。别人是一只基金打一段路，苏州的想法是全程接力陪跑，让不同的基金能享受不同阶段的收益，既不错过“鱼头鱼身鱼尾”，也避免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的风险。

◎比起发现千里马，杭州更热衷于做“伯乐的伯乐”。它与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由于本地市场化机构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杭州更偏向于“借脑投资”。2021年，杭州设立了三大千亿元级母基金，补齐了缺少大型母基金的短板，并继续交由市场决定。

◎北京的风格，是亲自下场，集中力量办大事。另具特色的是，北京投资的项目往往与本地高校、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紧密相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级科研成果 + 巨额国资护航”的孵化生态。

除了以上典型城市，包括青岛、重庆、成都这样的二线城市，以及西至新疆、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近年来都有各类产业基金密集落地，甚至部分发达地区的县、镇、街道，也开始建立基金。

股权财政，任重道远

不过，不同城市不同的投资风格和投资路径，本质都与其背后的产业生态以及国资历史沿革相关，学做股东的各城，一方面，向外求他城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在向内寻自身的禀赋。

而这种探索，共同推动了过去五年国资机构的集体崛起。

据投中研究院的数据，一级市场上，2019年至2023年，全国有38279家企业获得股权投资，融资总金额62697.43亿元。

这意味着，每3家企业中，就有1家企业被国资机构直投，每融资100元，就有25元直接出自国资之手。

二级市场上，国资的存在感也在加强。据WIND数据，截至2023年年末，地方国有控股境内上市企业992家，占境内上市公司总数的18.55%。

钱的去向也出奇一致。

涉及半导体、软件、人工智能、信息化服务、硬件五大领域的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国资们最偏爱的赛道，每3笔投资就有1笔投向电子信息产业，尤其是2022年，电子信息的投资事件占比达到了36.53%。

图源：投中网

不过，各地下场做VC，押注硬科技，并非全然因为合肥们的“利诱”，也有形势所迫。

2021年之后，随着房地产高杠杆被主动压降，土地财政迎来转折点。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之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将目光更多转向产业投资与股权投资。

与此同时，疫情冲击下，经济承压，民间资本风险偏好下降，一级市场融资迅速降温，也需要国资下场“补位”。

更重要的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卡脖子”问题持续暴露，中国市场对于国产替代与自主创新的需求迅速上升，半导体、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战略产业的重要性被重新提升。

房地产退潮、民间资本收缩、大国科技博弈，这些因素叠加一处，推动国资站到了中国创投舞台的中央。

然而，股权财政要取代土地财政，依然任重道远。

从2012年到2023年的数据看，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从2021年的8.7万亿元下降到2023年的5.79万亿，下滑了33%，缺口近3万亿元。

而代表股权财政收益的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主体来自地方国企上缴的国有资本收益，比例为总收益的30%——从2012年602亿元涨到2023年4480亿元，幅度达到544%，但从绝对规模有限，2023年只占当年地方本级收入的3.8%，卖地收入的7.7%。

另一个参照系是地方国企的利润，其规模通常也只相当于土地出让收入的10%至20%左右。相较之下，土地出让收入虽然下滑，但2023年仍为同年地方政府本级收入的49.45%。

总体而言，股权财政短期内对财政贡献较小，难以弥补土地财政下滑造成的缺口。

图源：《地方国企要创新发展培育股权财政》

结语

尽管如此，股权财政已然改写了中国城市的竞争逻辑。当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像VC一样思考，一场声势浩大的制度实验徐徐展开。

未来决定一座城市估值的，未必只是土地，也可能是某项尖端科技、一个超级产业链，甚至是某种对未来的判断。

毕竟，从根本上而言，风险投资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投资。你如何看待世界，就会投出什么样的项目。

而高层当下反复强调的“大胆资本”“耐心资本”，则暗中点明了这场实验最核心的气质：

大胆押注未来，耐心等待周期。

媒体来源：吴晓波频道

来源：行业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