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挂名法定代表人，不是公司的老板，却可能沦为“工具人”。挂名法定代表人有何种法律风险？金融机构在便捷化业务流程的同时，应恪守怎样的审慎义务？近日，北京金融法院审结了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帮忙”惹来的百万官司

某天清晨，陈先生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一条来自法院的短信通知让他瞬间僵在原地——作为共同借款人，陈先生被一家银行起诉要求偿还高达百万元的贷款本金及利息。震惊、困惑，继而涌上一股强烈的冤屈感。他反复确认，自己从未向这家银行贷过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切的根源，竟指向了他出于朋友情谊帮忙担任的一家公司的“挂名法定代表人”身份，以及四份他从未见过却盖有他“私人人名章”的贷款延期合同。

时间回溯到2020年。陈先生应一位老乡的请托，出于朋友情谊，同意担任某汽车服务公司的“挂名法定代表人”，并象征性持有公司30%的股份，每月收取1500元费用。

在陈先生接手之前，该公司已经与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郭女士作为共同借款人，从某银行获得了一笔100万元的小微企业信用快贷。然而，企业经营很快陷入困境，贷款到期后无力偿还。陈先生成为法定代表人的数月后，某银行同意了贷款的延期。某银行与该公司先后签订了四份《借款延期协议》，协议中“共同借款人”一栏显示有某汽车服务公司的名称和陈先生的个人印章。

当贷款最终成为坏账，某银行将陈先生和某汽车服务公司诉至法院。法庭上，陈先生坚称对借款和延期事宜毫不知情，从未刻制或授权使用其人名章，其成为法定代表人仅是挂名，绝无个人承担公司债务的意思。

一枚印章的真伪之辩

某银行代理人表示，办理这四次延期时，从未与陈先生本人进行过面签或任何形式的直接沟通。合同是通过某汽车服务公司的财务总监转交，由公司盖完公章后直接返还银行。某银行既未核实陈先生是否授权他人使用该人名章，也未曾就将其列为共同借款人这一重大事项，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向其进行确认或催收。

案件争议聚焦在通过这四份《借款延期协议》是否可以判定陈先生作出了自愿加入某汽车服务公司原有债务的真实意思表示。

我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对“债务加入”作出了明确规定，第三人“愿意加入债务”的意思表示不能推定，更不能由他人代为“默示”，必须清晰、无疑义地传达给债权人。

陈先生当庭否认刻制和使用过该印章。某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是格式合同的提供方，理应最为严格遵守自身设定的生效要件。然而该银行却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加盖人名章的行为是陈先生本人所为或其授权代理人所为。自然人的私人人名章与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等有严格备案管理制度的印章不同，无需也无法在行政机关进行强制备案，且在贷款出现逾期后，某银行自述“始终找不到陈先生本人”，也从未针对陈先生个人作为共同借款人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催收，所有催收行为均只针对某汽车服务公司。

法院判决无需共同承担公司债务

金融借款合同金额大、风险高，金融机构作为具备专业知识和优势地位的一方，在开展业务时负有高于普通民事主体的审慎注意和严格审查义务。尤其是在将一个新的自然人列为共同借款人，使其个人财产面临巨大风险的重大事项上，银行必须通过面签、视频确认、独立联系方式核实等可靠方式，确保该自然人是出于真实、自愿、明确的意思表示而加入债务。任何试图以“操作便捷”或“信任公司”为由，绕过与当事人本人直接确认程序的，都是对基本金融风控规则的背离，也是对他人合法权益的漠视。

本案中，某银行未能提供证据将“盖章”这一行为与陈先生的真实意志相关联。

同时，某银行从对加盖印章行为审查的缺失，到面签程序的省略，再到事后沟通的空白。这一系列疏漏导致“陈先生同意债务加入”这一关键事实始终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不能在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强行推定其愿意承受巨额债务。

法院认为，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陈先生有加入案涉债务的真实意思表示，判决陈先生无需共同承担公司债务，应由某汽车服务公司向某银行偿还欠款和利息。(林昱彤)

专家点评

从个案正义到规则之治：司法的警示与指引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刘少军

程序失守，则真意难寻；惊堂木响，冀定分止争。该案的判决，其意义远超于让一位“无辜被负债”的公民卸下重担。该案如同投入湖面的一颗石子，激起的涟漪为金融司法实践、金融机构运营乃至市场中的每一个个体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与深刻的警示。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该案是一声响亮的警钟。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线上化、无接触服务日益普及的今天，效率固然重要，但风险的审慎管理永远是金融业的生命线。该案揭示了个别机构在业务流程中可能存在的“重形式、轻实质”的倾向——似乎只要合同文本上有某个名字或印章，风控义务就已完成。该案判决明确指出，对于债务加入这类重大法律行为，形式合规绝不能替代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实质探查。金融机构必须建立并严格执行针对共同借款人、担保人等债务加入方的独立身份核实与意思确认程序，保存完整的沟通过程证据，将风险防范的关口真正前移。

对于广大社会公众，尤其是那些可能出于各种原因担任“挂名”法定代表人、董事或股东的个人，该案是一份沉甸甸的风险提示。“挂名”绝非简单的纸上签名，它意味着在法律外观上，“挂名人”将被推定为公司的意志代表和潜在的责任承担者。即便在类似该案的极端情况下，司法最终基于“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保护了无辜者，但整个诉讼过程耗费的时间、精力，已是巨大的代价。敬畏法律身份，审慎对待名义上的“帮忙”，是避免卷入莫名纠纷的第一道防线。

对于司法实践，该案展现了新时代专业化审判的精细与担当。法院没有停留在“盖章即负责”的表面论断，而是深入探究当事人内心真意这一合同法制的基石。严格把握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不让程序上的优势方将自身过错的风险转嫁给信息不对称的个体。这份“小案不小办”的严谨态度，正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生动实践。该案通过判决说理，确立了此类纠纷的审查标准和裁判规则，为后续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起到了“审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