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远东局势紧张的背景下，苏联通过多种外交渠道和实际行动，多次向中国传递信息，强调日本的举动背后不仅仅是单一国家的行为，更可能涉及更广泛的国际力量。自日本扩张开始，苏联便注意到日本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势力之间的联系，这让中国在进行抗战时，必须考虑到更广泛的国际局势。1931年，日本在东北制造铁路爆炸事件，迅速占领沈阳及其他地区，迫使中国军队撤退。苏联外交部门随即发出声明，表达了对局势的高度关注，并加强了对边境的防御部署。苏联的领导人指示驻华机构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虽然避免直接卷入，但始终保持警惕。在这次事件后，日本控制了东北的大面积土地，苏联开始对日本的动机进行评估，认为日本的扩张可能直接威胁到苏联的安全。

苏联的回应不仅仅停留在声明层面，还通过外交渠道与中国进行了沟通。苏联通过使馆向中国政府传达，强调日本的行动并非孤立无援，可能与欧洲一些势力存在某种联系。那时的日本，已经在积极寻求国际支持，苏联提醒中国要警觉这一趋势。到了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制造事变，局势迅速恶化，形成了更加大规模的冲突，中国军队在北平周边组织防御，苏联再次通过外交途径表达支持，并开始提供援助。苏联批准了向中国运送飞机和坦克，这些物资通过陆路和空运送达，并帮助中国空军训练飞行员。苏联还派遣了志愿航空队参与中国战场，积极拦截日本的空中打击，协助中国地面部队的反击。

苏联的援助，体现了他们对局势深刻的判断：日本加入轴心国后，中国所面临的压力将大大增加。1940年，随着日本与德国、意大利正式结成轴心国，苏联通过情报分享再次提醒中国，日方的盟友可能间接影响战局。苏联的军事顾问帮助中国军队制定战术，指导游击队如何破坏日本的补给线。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等地设防，并通过苏联援助的火炮展开反击。苏联还特别强调，中国在抵抗日本的同时，需要警惕轴心国的整体战略，毕竟德国在欧洲的扩张可能会牵制盟国的资源，从而影响到中国的战斗支持。

到了1941年，尽管苏联与日本签署了中立条约，暂时减少了对中国的直接援助，但这并未改变苏联对中国的基本立场。苏联依然在继续监视日本的动向，并在条约框架下继续提供情报支持。在中国与盟军在缅甸等地共同抵抗日本南进的过程中，苏联对中国的帮助并没有停止。苏联此举一方面是为了集中力量应对来自德国的入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醒中国，尽管日本与苏联签订了中立协议，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放弃了进一步扩张的计划。到了1945年，苏联废除了与日本的中立条约，对日本宣战，苏军从多个方向越境进攻，摧毁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防线，随后中国军队进驻东北，接收了相关城市。

苏联的这些行动，实际上是在不断提醒中国：日本的战争不仅仅是单一国家的行动，其背后有着轴心国的支持，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苏联通过持续的援助和外交活动，反复强调中国需要做好全面准备，面对来自多方的压力。尽管苏联与德国在1939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这并未消减苏联对日本的警惕。在战时的多次会议上，苏联都积极推动盟国在远东问题上的协调，并监控着日本的动向。苏联的领导人还亲自监督军队的动员，并不断调整防线，以应对潜在的多线威胁。

在抗日过程中，中国逐渐接受并消化了苏联传递的这些信息，开始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加入，帮助中国空军在空中成功对抗日本的轰炸机，显著提升了防御能力。苏联顾问在中国的指挥部提供战术指导，协助中国部队在山地和平原上组织反击。1943年，盟国在开罗召开会议，讨论对日作战的相关事项，中国代表参与其中。虽然苏联未直接出席会议，但依然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特别强调日本的盟国对战局的深远影响。

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也反映了其对多方威胁局面的深刻理解。战后，苏联大力推动东欧的重建，但依然未减少对远东局势的关注。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就战后安排进行了详细讨论，包括对日作战的相关条件，并特别强调盟国的共同努力。中国在1945年接收东北时，民众热烈欢迎解放军进入，标志着日本的占领宣告结束。苏联的提前提醒，使得中国意识到，日本的行动往往不仅仅是单一国家的行为，背后总是牵动着更复杂的国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