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沈阳晚报）

转自：沈阳晚报

　　1989年除夕清晨，大山深处的驻地积雪没膝。接到准假通知的我，徒步两公里走到公路边。当那辆老式长途汽车出现在白茫茫的视野里时，我的心跳比任何一次突击演练都要剧烈。

　　参军三年，第一次回家过年。翻山越岭，坐汽车、乘火车。除夕夜的“普快”车厢空荡荡，只有一对母女——孩子要去北京与父亲团圆。她一路叽叽喳喳问个不停。

　　我望着窗外飞逝的雪景，所有思绪都凝聚成一个“家”字。暖黄的灯光，揭锅时腾起的蒸气，黑白电视的喧闹，在想象中无比真切。

　　晚上10：40，沈阳站到了。广场空荡，行人稀落。回家的路还有17公里。没有公交。我裹紧军大衣，决定走回去。

　　走过塔湾街最后一个交通岗，城市便被遗落在身后。眼前展开的是三百年前的“盛京叠道”。星光引路，笨重的大头鞋叩在冻土上，发出铿锵的声响，道旁矗立着百年古柳和白杨，那一刻，我仿佛成了时间本身，穿行在生死、荣枯、历史与个人之间。

　　夜空里，斗转星移。我走着，想起童年：父母张罗的年货，兄弟争抢的鞭炮，烧着的红灯笼，母亲赶制的新衣。多么完整的“年”啊。

　　凌晨1：50，永安桥终于出现。我摸摸石狮子：“拍拍狮子头，万事不用愁……”——童年的歌谣还在心里。村里零星的鞭炮声提醒着这是除夕。

　　“妈！”我隔着院门喊了一声。

　　屋里的灯瞬间亮了。

　　那似是本能般的反应，像我少年时每个晚归的夜晚，母亲一听脚步声就拉亮灯。多年后我才懂，那盏灯一直亮在她心里。

　　父亲不在。母亲说，知道你们都不回来过年，父亲去打更了。“那地方偏，找不到人，你爸说就当帮忙。”她说话时手微微颤抖，不知是冷，还是惊喜。

　　黑白电视机闪着雪花。圆桌上摆着一帘刚包的饺子。厨房木架上放着政府慰问军属的肉、粉条、白面——这就是全部年货。没买鞭炮，年夜饭也简化了，“孩子们不在，不必太浪费”。

　　母亲执意要去喊父亲，我拦住了：“等天亮我去。”

　　村东头的小工厂要走二里地。值班室小窗里，父亲蜷在椅子上打盹，盖着哥哥当兵前穿过的军大衣。我敲窗，他惊醒，表情从茫然到困惑，最后定格为难以置信的惊喜。

　　“你怎么……”他没说出完整的话。

　　回程路上，父亲反复念叨：“该提前说一声。”他鬓角已白，与记忆中的黑发相去甚远。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在的三年，每个年夜都这样过，从初一到十五，父母就在期盼与守望中一天天老去。

　　到家时，母亲已煮好饺子。热气模糊了窗，也模糊了我的眼。围坐小圆桌前，父亲倒了四杯酒——我们仨各一杯，另一杯留给也在部队的哥哥。

　　“干杯。”父亲举杯，手有些抖，“团圆酒。”

　　那个清晨，我们吃着最简单的大年饭，说了最多的话。母亲问部队生活，问山里冷不冷，训练苦不苦。父亲话少，只是不断给我夹饺子，自己吃得很少。电视机回放着春晚——那是他们这些年唯一的“年味”。

　　最后一杯酒，父亲忽然说：“在部队好好干，不用惦记家里。有国才有家。”

　　如此朴素的一句话，让我瞬间理解了所有军人家庭的选择。我们总以为团圆需要盛宴、灯笼、佳肴和鞭炮。可那个大年初一，在简朴的家中，在一帘饺子四杯酒之间，我懂得了另一种团圆——它不需要准备，因为它一直在；不需要喧嚣，因为最深的情感总是寂静的。

　　如今三十五年过去，父亲已逝，老屋已非。但每年除夕，我都会想起1989年那个夜晚：星光下三百年古道上的脚步声，母亲瞬间拉亮的灯，父亲那句“有国才有家”。

　　有些团圆是计划中的欢聚，有些是命运的意外之喜。而最深切的团圆，往往发生在我们毫无准备时——当游子突然归来，当以为不会亮的灯瞬间亮起，当沉默家中响起久违的“妈”。

　　原来，真正的团圆从来不需要准备。它只需要一颗归来的心，和一扇永远虚掩的门。无论走多远，那盏灯都亮着；无论隔多久，那扇门都开着。

　　这就是家——一个永远准备迎接你的地方，哪怕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刻。

　　在时间的长河里，我们都是归人，也都是过客。但总有些时刻，总有些地方，让我们明白：所有跋涉都是为了抵达，所有离别都是为了归来。而最深的爱，总在最无准备时，给出最完整的答案。（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