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俗话说，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日前，成都籍历史学家、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席教授王笛的著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50—2000）》（以下简称《茶馆》下半部）正式出版，该书与前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一起，展现出一个世纪以来成都茶馆的起落浮沉。

　　书中，王笛将历史学、人类学等方法结合起来，利用档案材料及田野调查，聚焦茶馆业主、顾客、艺人、掏耳匠等人物，以白描手法勾勒他们在茶馆中的喜怒哀乐、命运抉择，展现出一幅饱满、立体的城市生活图景。

　　在王笛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中，成都茶馆并非一个简单的市民休闲空间，茶馆中形形色色的普通民众也不再是历史的配角。他以茶馆为窗口，通过大众文化和公共生活的兴衰起伏，透视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

　　王笛对成都茶馆的学术兴趣，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他正在进行长江上游区域的社会研究。后来赴美读博，在为关于成都街头文化的博士论文收集材料时，他发现了不少茶馆的资料，便初步打算写一部20世纪成都茶馆的百年史。

　　随着收集到的原始资料越来越多，王笛决定把20世纪成都茶馆的历史，以1950年为界，分成两段来写。2006年，上半部完成后，他就将主要精力投入下半部的写作中。

　　《茶馆》下半部的研究课题，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成都茶馆。“难以置信的是，一晃11年过去了，这是我所有书中花时间最长的一本。”王笛说，《茶馆》下半部的英文版初稿直到2013年才完成，修改更是花了几乎4年的时间。

　　如果算上前期文献搜集、田野调查，以及后续中文版的各项出版工作，《茶馆》下半部与王笛家乡的读者见面，历经了20年的漫长光阴。王笛坦言，这本专著是自己写得最困难的书，在他的全部著述中，付出的精力是最多的。

　　艰苦的研究和写作是值得的。《茶馆》下半部英文版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西方不少学术期刊发表评论，对该书的学术贡献进行了详细讨论。该书还获得美国城市史学会颁发的两年一度的“最佳著作奖”，这是王笛继《街头文化》一书于2005年获颁此奖后，时隔14年再度获得这一荣誉。

　　与上半部的研究和写作不同，《茶馆》下半部的很多资料源于王笛的实地走访调查，以及对当事人的现场采访和记录。“当时我想，只是从档案馆、图书馆收集资料还不够，在五六年时间里，我考察了成都的各类茶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茶馆资料，主要依靠的是我坐茶馆的经历。”

　　王笛在茶馆里跟各种人聊天，如茶馆老板，以及掏耳朵的、擦鞋的等不同职业的人群，这种交流往往持续几个小时。“聊他们从哪里来、家里的情况、怎样走上这个行业、一个月收入多少、给不给茶馆交钱等。”王笛说，很多故事并未收入《茶馆》下半部，有待日后编撰出版考察记录。

　　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取向，不仅提供了大量生动的细节，也适合一般读者口味。正如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颁奖词所言，《茶馆》下半部“采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并挖掘各种历史文献，包括报纸、日记、个人记录，以及茶馆文化的口述数据，使这个研究非常深入”。

　　颁奖词还写道：“本书的魅力在于从小的城市空间展示出大的政治变迁，这样，成都茶馆成为一个微观世界，由此可观察……中国社会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公共生活和经济发展。”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黄博的阅读感受同样如此：“这本书并不只是告诉我们茶馆的知识，或者简单地给我们讲成都茶馆的历史，而是借助微观史的方法，通过对百姓日常生活的观察，看到历史的变迁。”他还注意到，很多历史学者的著作，主角基本上离不开大人物；王笛却采用了别样的研究视角和写作思路，让读者看到普通人在大时代里的生活状态及其变化。

　　为什么可以从茶馆这一空间切入，管窥一座城市的百年发展变迁？王笛认为，这得益于茶馆在成都地理生态和生活方式中的独特地位。晚清民国时期，成都茶馆不仅是喝茶的场所，还能帮助周边居民解决喝水、洗脸洗脚、熬药、炖肉等用水问题；很多人取暖、待客、社交，也喜欢上茶馆坐坐。

　　“有些老茶客，早上四五点钟就到茶馆，晚上看了戏、听完评书才回家。你想想，他在茶馆里的时间有多长。”王笛说，尽管今天已经有了其他公共场所，但人们在茶馆进行日常休闲和公共生活的传统仍延续了下来。

　　例如20世纪90年代，王笛考察成都茶馆的时候就注意到，当时很多茶馆兼营麻将、泡脚、录像放映等服务，“花几块钱买一杯茶，就可以坐在那里不断地看录像。”茶馆中聚集着各类人群，尤其是不少从农村来到城市务工的人，在成都也没有安家，业余时间就到茶馆里看录像。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成都茶馆，还承担着各种各样的功能。例如，茶馆发挥着俱乐部的功用，朋友、同事、熟人、同行等，都可以在茶馆里聚会。还有一些茶馆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需求，如供棋艺专业比赛和业余切磋，成为茶馆棋园；或者成为“婚姻介绍所”，从年长的居民互通信息、互相介绍，逐渐发展为定期的自发相亲活动。

　　这与晚清民国时期以来，成都茶馆多样化的功能定位一脉相承。王笛建议，读者最好把两部《茶馆》结合起来读，因为这两者合为成都茶馆的一部完整百年史。“这部百年史，虽然主题是茶馆，但也是从茶馆这个微观世界看到的一部关于中国城市的百年经济史、百年社会史、百年文化史、百年大众史、百年日常生活史，乃至中国人的百年心性史。”

　　中国很多城市都有茶馆，但在王笛的观察中，它们与市民日常生活的关系已经不那么紧密了。在茶馆中休闲和参与公共生活的传统，成都或许保留得最好。“过去有一种误解，说茶馆里都是闲人。其实，居民、商贩、政府职员、老师学生都会坐茶馆，还有很多在茶馆里谋生的人。”

　　成都慢节奏的生活方式，为茶馆提供了很多客源。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谢国桢到四川大学讲学，几乎每天都要去茶馆，与冯汉骥、缪钺等同行以及本地作家交流；历史学家蒙文通在望江楼公园的茶馆考试，他坐在那里泡一碗茶，让学生逐一向他提问，根据学生的问题，考察他们学习的成果。

　　王笛说，民国时期，成都有600多家茶馆；新中国成立后，成都茶馆经历了一个衰落和复兴的过程。改革开放前，茶馆多为国营或集体所有，个人不能开茶馆；改革开放后，随着个体户的出现，大大小小的茶馆迅速出现在成都街头巷尾，在各种外来竞争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成都茶馆数量攀升至三四千家。“其中有许多因素，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成都茶馆能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的经营方式，以适应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化。特别是顺应时代发展，采纳新物质文化，满足新的娱乐需求。”

　　2019年，王笛参加成都市政府主办的一场国际会议。现场播放的成都形象宣传片介绍，成都茶馆的数量已有近万家。

　　在两部《茶馆》记述的百年历史中，成都茶馆的舆论形象也在持续变化。从晚清到抗战时期，人们在茶馆中活动、休闲往往被视为“清谈误国”，受到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媒体的批判，“认为浪费时间、浪费金钱，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这些东西都应该消失。”

　　王笛说，今天坐茶馆则被人们视为成都休闲形象的例证。每到周末、节假日，成都人民公园鹤鸣茶社、双流彭镇观音阁老茶馆等总是游人如织，其中不少是外地游客和年轻人。

　　“大家的观念也在发生转变：一座城市不能仅看GDP高不高，还要看它是不是宜居，文化是不是包容，有没有更多的公共生活空间，如各种书店、咖啡馆、茶馆，能不能吸引年轻人来发展。”王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