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冉志敏

2月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寒风料峭，但长江源村的广场上，却是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2月3日，明快的弦子节奏响起，村民正为2026年藏历火马新年排练舞蹈《幸福长江源》，飞扬的裙摆踏出欢庆的鼓点，藏历新年的喜庆已提前抵达。

不远处，村委会的公告栏前围满了人。一张红纸黑字的《关于长江源村2025年度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实施结果的公告》，牢牢吸引着大家的视线。有人踮脚念着“牛羊肉、米面油”的详细清单，有人低声盘算着自家能领到的份额，笑意从眼底漫出，在冬日的空气里漾开温暖的波纹。这份即将到手的分红，连接着一段长达22年、跨越昆仑山的跋涉。

时间拨回2004年。那时，“搬下山，吃什么？干什么？”这个关乎生存的根本问题，沉重地压在唐古拉山深处每户牧民的心头。故土难离，有情感的不舍，也有对未知生活的惶恐。

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更尕南杰，这位1987年入党的老党员，接下了动员搬迁的重担。帐篷里燃油灯的光摇曳不定，映照着一张张迷茫的脸。“草原是根，牛羊是命，离开它们日子可怎么过？”……类似的质疑他听过太多。

他的回答朴素而坚定：“相信党和国家，只要肯干，没有迈不过的坎。”

最终，128户407名牧民，带着复杂的思绪，翻越冰封的昆仑山口，在格尔木南郊的戈壁滩上，打下了新家园的第一根桩。

2006年，这个移民新村被赋予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长江源村。这个名字铭记着来处，也寄托着对源头永续的牵挂。

然而，新生活的构建远比立起房梁复杂。从游牧到定居，改变的不仅是地理坐标，还有深入骨髓的生活习惯。政府发放的电视机成了屋里的摆设，不知道如何使用；明晃晃的电灯让人心里打鼓，担心伤眼睛；天冷了，首先想到的是烧煤块；出门办事、就医离不开“翻译官”；饮食也是一道需要适应的关，吃惯糌粑和牛羊肉，对陌生的蔬菜水果无从下口……搬迁来的三四年，仿佛一切都要从头学起。

转变，在耐心细致的帮扶与村民自身的努力中悄然发生。村“两委”干部挨家挨户，手把手地教；双语课堂开进村里，渐渐打破了语言的壁垒；技能培训班接连举办，驾驶、编织等新技能为谋生开辟了新路，公共服务的网稳稳托住了生活的底。

2006年9月，长江源民族学校传来的读书声，终结了孩子们翻山越岭的求学路；覆盖到村的医保网络，把“小病靠忍，大病由天”的无助，变成了“小病不出村，大病有保障”的踏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如期而至，稳住了转型期的生活。那些具体的难题，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被逐一化解。

当生存的疑虑逐渐消散，发展的课题自然浮现。长江源村将目光投向了那片遥远的起点——唐古拉山。他们深知，真正的未来，植根于对源头的守护。

村里组织起227名生态管护员，定期返回故土，巡护着33.4万公顷的禁牧草场。管护员每月用不少于18次的巡护丈量着家园的变化。

唐古拉山镇党委书记白玛多杰说起一个生动的细节：“生态好不好，野生动物最知道。现在藏野驴常到镇上的院子还有单位‘做客’，新出现的物种连我们都叫不上名。”草场重披绿装，源头清水长流，这份生态的回馈，为村庄的发展注入了绿色的底气。

一条“山上科学保护，山下精耕细作”的发展路径由此清晰。依托这份生态底蕴，村集体经济发展起特色产业，家底渐渐厚实起来。于是，便有了公告栏上那笔41万余元的集体经济盈利，全部转化成了米、面、油、肉，送入每家每户。这份分红，是集体经济的果实，也象征着一份崭新、可预期的生活。

这份坚实的底气，正塑造着年轻一代的选择。2025年毕业的大学生拉达，选择回到家乡，在唐古拉山镇人民政府工作。骑电动车3分钟的通勤路，是他的父辈无法想象的便捷。“爷爷当年骑马翻山去上学，我现在想的，是怎么用直播把村里的特色产品卖得更远。”

他的目光，已经从“如何离开”转向了“如何让这里更好”。2025年，村里有6名学子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他们带着父辈奋斗换来的新起点远行，未来也将为家乡带回新的可能。

排练现场，老支书更尕南杰望着热闹的景象，思绪被拉回2016年。那时，老人们握着总书记的手，将手背轻贴额头，热泪盈眶。

当年8岁的嘎玛曲卓不解其意，刚刚当选为村妇联主席的她，在乡亲们安稳的笑容和孩童清脆的笑声中，读懂了那泪水里的千言万语：那是对过往艰辛的深深告别，也是对当下幸福与未来笃定的无言感恩。

一天的排练进入尾声，广场上的歌声愈发嘹亮。这欢欣的旋律，交织着22年前离别草原的彷徨与今日对美好生活的笃定。一个村庄两代人的跋涉，完成了从被动迁离故土到主动守护源头、从谋求生存到创造幸福的深刻转变。长江源村的当下，正是这场漫长蝶变最生动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