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体育大学国家队训练基地综合馆内，国家蹦床队练得热火朝天。36岁的董栋坐在场边垒得约一米高的垫子上，视线所及，后辈们一次次地在网上飞跃。

“肯定会想起运动员时的自己，也会有心里激动的时候。”连续参加四届奥运会，累计收获1金2银1铜的董栋现在是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他盯着训练场，和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说：“就是因为我对蹦床20多年的感情。”

选择蹦床并非个人意愿

现代蹦床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诞生。2000年悉尼奥运会，蹦床正式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

蹦床比赛时，运动员跳上网布，利用反弹力腾空而起，在1.8秒左右的滞空时间里完成各种难度动作。“时间太短了，我什么都来不及想。”面对记者在空中会想什么的问题时，董栋笑着说。

董栋最初与蹦床结缘，同样来不及深思熟虑。

1994年，5岁的董栋在家乡河南郑州练起体操。彼时，父母只是希望他在体操馆消耗过剩的精力，董栋说：“他们一开始没有想过我未来会成为运动员、参加比赛，只是希望我锻炼身体，通过练体育，培养我正视挑战、克服困难的能力。还有就是训练后，我就没劲儿调皮捣蛋了。”

体操与蹦床在技术上有很多相通之处，蹦床是体操队的辅助训练器材。董栋最初练体操时就喜欢在训练后与同龄的小伙伴一起在蹦床上跳几下，“叫都叫不走”。

董栋2002年进入山西省体操队。不久后，他就转项成为蹦床运动员。当时正是山西蹦床队快速发展时期——2001年的九运会上，穆勇峰为山西队收获男子个人赛金牌。“那时候我还小，教练和父母商量好，我就转蹦床了。”董栋说。

“苦和累不一样”

刚练体操以及转项蹦床之初，董栋都曾遇到困难，“练得太累了、压腿疼了、肩膀酸了，当然想过退缩。很幸运，我的父母教育我，任何事都是从难到易，今天训练觉得难、苦、累，就放弃了，那么未来你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怎么办呢？”

从转项到入选蹦床国家队，董栋只用了三年时间。当记者询问过程中是否经历很多辛苦时，董栋摇了摇头，“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练体育的‘苦’。之前我与北京一所中学的体育生交流，我问他们‘苦和累一样吗’，很多人回答一样。我觉得不一样，累是身体反应，苦是主观感受。我们不应该把苦和练体育直接关联，毕竟没人爱吃苦。”董栋说，只要带着兴趣和明确目标去做一件事情，即使累，也不会苦。

“那么你什么时候开始在蹦床上感觉不到苦？”面对记者的追问，董栋讲了一个故事：刚转项时，教练会让他练很多体能，“这是教练布置的任务，我觉得量很大，然后就思考为什么要训练？我和教练的共同目标是提高技术水平，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蹦床比赛一般一次只比一套。为什么我们训练每天要做五套、十套，甚至更多？是为了完成量变到质变。但是没有质量的积累，是不可能完成质变的。”

于是，董栋跟教练商量，如果他每一套动作都保证高质量完成，能否减少训练量。教练被这个爱思考的弟子打动，给了董栋更多的训练自主权。事半功倍，董栋不再觉得蹦床苦，更在竞技水平上突飞猛进。

北京挫折后在伦敦圆梦

从2007年到2021年退役，董栋一直坚持记日记。最开始是一笔一画记在笔记本上，后来智能手机普及，就对着屏幕留下心路历程。

开始记日记的2007年，董栋凭借世锦赛上的出色成绩锁定了一张北京奥运会的入场券。不过，意气风发的他在当年底的“好运北京”测试赛遭遇“滑铁卢”。

“比赛结束后，我来到酒店休息，坐在飘窗上，就想着万一明年奥运会失败怎么办。那么多同胞期待奥运会……我在日记写下了当时的感觉，真的是万念俱灰。”董栋回忆说，他一度想一了百了，但马上惊醒，“还是要继续面对，生活中不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挑战吗？”

19岁的董栋在2008年夏天还是没能站上巅峰，铜牌的结果，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甚至在那一刻讨厌“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失败那一刻，你怎么能想到以后的成功？”董栋说，直到2011年，他才敢回看自己在北京奥运会的比赛录像。

带着不甘走下赛场，董栋立即开始备战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他定下“实事求是”的座右铭。“从小我父亲就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我，告诉我做事情要实事求是，给我讲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我五岁开始练体操，就一直在训练、比赛中实践、体会、反思、总结，再继续到实践中检验我的认识。”董栋说，北京奥运会的铜牌让他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在训练中更有主观能动性。

董栋不仅专注打磨技术。当时，国家队为他配备了包括体能、康复、营养、心理学等领域专家的综合保障团队。董栋没有当“甩手掌柜”，而是主动学习相关知识。他解释说：“他们是各领域的专家，但我最懂蹦床和自己的状态，我了解相关知识，能和他们一起更高效地合作。”

伦敦奥运会男子蹦床决赛前夜，董栋在日记中写道：“明天的比赛，我已经准备了120%。但是依然不知道结果如何。不管怎样，我能想到的都已经做了。”

努力没有被辜负，董栋以绝对优势夺金。尽管一直认为这枚金牌是“水到渠成”，但结果出炉后，他还是与教练拥抱、痛哭。

“国家就像我的‘天使投资人’”

2013年，董栋进入北京体育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与此同时，他并未远离赛场，继续征战了两届奥运会，又为祖国赢下两枚银牌。

谈到自己的坚持，董栋说：“国家就像我的‘天使投资人’——解决我一切后顾之忧，我只需要把训练和比赛做好，取得好成绩，就能实现价值。国家、团队、家庭以及我个人20多年来的共同努力让我成为奥运冠军，我不能轻易浪费这份成绩。”在董栋看来，他作为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超越自我、收获好成绩，也能鼓舞大众，带动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这也是奥运冠军的价值。

东京奥运会上，32岁的董栋只是以微弱差距屈居亚军。回忆起生涯“最后一舞”，他坦言有遗憾，但一瞬间就释怀了，“结果一出来，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很快就调整心态，主动向获得冠军的白俄罗斯选手伊万伸出手送上祝贺。”董栋告诉记者，伊万小他整整一轮，而且是自己的“迷弟”，“比赛可以输，但是我不能输风度，得展现咱们中国运动员、中国人的风度。”

退役后继续实现自我价值

四战奥运会次次站上领奖台，董栋的职业生涯足够辉煌。

退役后，董栋仍然在实现自我价值。他当过教练，如今在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体操课、培训教练员，还参与中国奥林匹克学院的冠军工作室、冠军研习中心的工作。去年11月，在中国体操协会的推荐下，董栋参加了世界体操联合会的换届选举，并最终当选运动委员会委员。

新身份让董栋看到了训练馆、比赛场之外更广阔的世界。热爱思考的他，也有了更多体会。

教练经历，让董栋对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蔡导（董栋教练蔡光亮）告诫我，好运动员不一定是好教练。确实，优秀运动员容易站在自己的角度犯经验主义、本本主义错误，一定要持续学习多维度认识自己的专业以及你的运动员。”董栋还总结了运动员成功的规律，“最优秀的往往不是练得最多的。核心还是主观能动性，要想练想学，要练要学，主动找方法、找规律，抓主要矛盾、牵牛鼻子、解决主要问题，自然事半功倍。我们不能只拉车不看路，要去思考。”

对于蹦床，董栋也有了新的认识。

“我现在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更好地普及蹦床运动。”在董栋看来，足篮球和乒羽等项目之所以市场广阔，就是因为在有竞技体育“塔尖”的同时，也有较低的参与门槛。他希望能努力让蹦床找到适合更多人，特别是青少年参与的方式。“对蹦床运动员来说，荣誉要有，面包也要有。”董栋说。

来源：京报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