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天勇谈经济
按语：继续在传统房地产方面缠绕，还是用大基建拉起需求，想着新技术产业就能撑起中高速增长，对中国近期和未来长期的经济增长，基本没用。经济复苏的关键是重启经济的活力，着力点是各级政府要放松、放开和放活，政府要大幅度地削减“太会管”，让居民和企业家能干成事。切实推进改革，释放体制性剩余。产业的重点是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关的制造业、新型房地产业和实体商服业。所有制结构方面重点发展民营经济，企业规模方面重点发展中小微企业；最为紧迫的是，以其吸纳毕业学生、待业青年、灵活就业的中青年人就业，扩大就业，使社会和经济稳定，提高普通居民的收入。并且政府少收让利（如停止土地出让金），扩大转移支付，使居民能够有钱购买制造业创造的产品；并且有钱能够上街购物、餐饮和外出旅游。只有这样，经济才有希望，人们才有信心。
周天勇
中国经济仍具中高速增长潜能。重温改革开放前期放松、放开、放活的经验，遏制体制复归，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培育制造业、新型房地产业和街巷服务业，并提高居民收入，就能把潜能转为现实增长与长期信心。
（一）重温改革开放前期中高速增长放活之路
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放松、放开和放活。所谓放松，是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束缚；所谓放开，是允许市场主体进入更多领域；所谓放活，是让居民、企业和地方有更大自主空间。政府“不会管”，并非政府没有职能，而是政府不包揽、不代替、不细管微观经营决策，不把创业、就业和经营的手脚捆住。正是这种相对宽松的体制环境，使被压抑的生产力迅速释放，使中国经济增长获得强劲动力。
如果将中国的渐进体制改革进程加以观察，应当将2001年到2025年视为计划国有和市场民营二元体制并存阶段。这个阶段一方面延续了市场化改革成果，民营经济、市场机制和对外开放仍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计划行政和国有经济凭借其强势位势，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体制复归。要认识到，政府从“不会管”到了“太会管”，管细、管住和管严。各个方面的计划行政“太会管”，如城乡土地建设计划、管制、规划和监控，使居民创业经营就业的空间和手脚发生了收紧和封闭，其活力被窒息。而国有经济体制复归，其扩张使低效率替代了高效率，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损失。
这种体制复归并不是抽象概念，它会具体表现为审批增多、许可加码、规划刚性、检查频繁、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增加。居民想创业，面对的是复杂手续和不确定预期；企业想投资，面对的是土地、规划、环保、建设等多重管制；劳动者想灵活就业，也常受到各种门槛限制。于是，原本可以形成的创业、置业、就业机会被压缩，原本可以释放的消费和投资需求被抑制。经济增长因此缺少活力，财政税源、居民收入和社会信心也会受到影响。
渐进转轨现在到了计划国有和市场民营二元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的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中，重点是遏制体制复归，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不动摇。所谓并轨，不是让计划行政和国有经济继续挤压市场民营空间，而是要让各类所有制、各类市场主体在统一的市场规则下公平竞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的作用不是替代市场，而是维护市场、服务市场、补充市场。
因此，需要重新放松、放开和放活，政府从“太会管”向“科学管”转变。科学管，不是不管，也不是乱管，而是依法管、有限管、透明管、高效管。该由市场决定的，交给市场；该由企业决策的，交给企业；该由居民自主选择的，交给居民。政府应把精力更多放在规则制定、秩序维护、公共服务和宏观稳定上，而不是放在具体项目、具体经营和具体资源分配上。
地方政府、政府部门和行政机构，应当从目前的重管理和争权谋利（比如当年地方政府提出的“经营城市”），向塑造营商环境、提供公共服务和科学管转变。营商环境不是口号，而是企业开办、经营、融资、纳税、退出等环节的可预期性；公共服务不是恩赐，而是教育、医疗、社保、交通、法治等基础条件；科学管不是增加权力，而是减少不必要干预，提高监管效率。政府首先要遵守法律、依法行政，严守合同和诚信履约。只有政府守信，市场才有信心；只有规则稳定，企业才敢长期投资；只有权利边界清晰，居民才敢创业置业。
中国人民勤奋耐劳，有创业置业、工作就业的传统和精神。只要有一个能干事、能干成事的环境和体制，就能迸发创新创造的巨大动力和活力，恢复经济的景气和繁荣。改革开放前期的经验表明，放活带来活力，活力带来增长，增长带来财政充盈、就业扩大和民生改善。重温这条道路，不是简单回到过去，而是在新的发展阶段重新确认一个基本道理：发展要依靠市场活力，活力要依靠放松、放开和放活，政府要从“太会管”转向“科学管”，从争权谋利转向服务发展。这样，才能推动二元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遏制体制复归，稳定预期，恢复信心，使中国经济重新走向中高速增长和长期繁荣。
（二）改革和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功能，就是盘活闲置和低利用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使其从低生产率的领域和企业，向高生产率的领域和企业转移优化配置，提高生产率。2025年，农村农业有2亿左右的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国有企业有357万亿元体制剩余资产，城乡有18662万亩体制剩余建设用地。这些体制性剩余，是传统体制遗留下来、尚未被市场充分定价和有效配置的资源。若通过改革使其流动起来，就能在不增加或少增加投入的条件下，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产出效率。
需要学界、政策研究界和经济决策者认清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是，城乡土地放开交易形成的资产化溢值。从经济学理方面讲，放开城乡土地房屋的交易，并使允许交易但不能够交易的土地房屋能够交易，并且定价成为资产。若其一旦发生交易，则发生没有价格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其并不存在与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形成产出的重复计算问题。逻辑上，其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过去没有定价的土地房屋自然资源或者开发建筑产品，定价交易形成的溢值收入。微观会计计算方面，它是居民或企业劳动生产经营外收入；宏观国民经济核算方面，则是收入分配环节中生产增加值以外的余值。
目前城乡土地的90%左右被禁止交易，还有一小部分允许交易但不能够交易；农村住宅100%被禁止交易。而2025年，城乡建设用地可交易但禁止和不能交易的面积有45000亿亩左右，农村住宅有3.7亿套。如果放开交易，其每年一定交易率和一定价格水平下，会形成国民经济的资产溢值收入。这种溢值收入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将长期沉睡的资产转化为可流动、可定价、可交易的财富，从而增加居民和企业的财产性收入，扩大消费和投资能力。
另外，中国与国际比较，可利用土地国土开发率、人均工程调水量均比欧洲、美国、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巴基斯坦等调水大国低得多。如果工程调水2100亿立方米，人均调水提高到150立方米，将目前国土开发利用率从71%提高到76%，可形成5亿亩耕地、1.5亿亩建设用地和7000万亩地等可利用土地。这将在土地要素投入产出、新土地资产溢值和开发建设及相关需求三个环节，都形成经济增长的增长力量。也就是说，虽然人口开始收缩，影响经济增长动能，但是上述增长来源，并不受到人口数量变动的影响，其国民经济收入的增长，会提高全部人口的人均增加值和土地房屋溢值。因此，供给侧改革和发展举措，完全可以在人口收缩背景下，为中国经济提供新的中高速增长动能。
（三）逻辑上认清楚经济增长三个重要的产业源
上面，我们从供给侧体制改革和发展举措方面论述了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潜能还在。这一部分将实事求是地从底层和格局逻辑出发，讨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能的产业分布，究竟在哪些方面。
1．传统制造业应当规模扩大和加速增长
近多年在谈论经济增长产业方面的动力时，有种观点：一是有的工业化已经结束，再扩大制造业，就是生产过剩；二是有一些人认为，传统产业已经不会再有经济增长的动能，支撑增长需要的是新技术方面的生产力。这两种观点，在逻辑上都是错误的。
一是中国生产方面的工业化接近结束，但需要方面的工业化并没有结束。这是一个在供给和需求方面，一个运行循环方面要平衡的逻辑。4.5亿农村居民需要方面的工业化进程只到了一半，3亿左右城镇流动人口需要方面的工业化进程也就三分之二。居民汽车拥有量，是工业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从成熟汽车社会的标准看，中国居民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美国的四分之一不到，为欧洲和日韩的三分之一不到。因此，需要方面的工业化远没有结束。
二是纯粹的高技术产业，往往从门类看，虽然很多增长较快，但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中的占比较小。这是一个规模、比例和增长率的数学逻辑。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比例最大的，还是居民普通的一般吃穿品和一般消费用品，家庭耐用消费品，教育、医卫、文化娱乐、出行和居住等。当然，新技术也为其生产、销售和消费加持。但是，经济增长的基本盘，仍然是人们的吃穿用住行，还有教育、医疗和文化休闲。
问题在于：人均GDP水平并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更重要的是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过低，并且土地出让、房价、教育、医卫等对居民收入的逆转移较多，而财政福利和社保转移收入过少，教育医卫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不足。
产业的选择，不是为了经济的增长而增长，是为了所有的普通人生活更好一些。国民经济生产到需求，再从需求到生产的循环，关键是提高居民的收入和有效需求能力。我们不能脱离逻辑去判断经济、提出对策和进行决策。
中国制造业占GDP比例从2008年的35%下降到了2025年的26%。我们认为，应当提高到36%。这样的居民制造品大比例需求、制造业大比例生产，才是中国未来经济头等重要的增长动能。
也就是说，传统但新技术加持的制造业，是未来生产方面经济增长最大的潜能来源。
2．平面低层新型房地产业的平衡和发展
中国居住和商服超高建筑，改变了人们空间生产、生活、交往和交易的方式。这种方式，与立体、集中、平台和线上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造成实体经济势衰、正式就业难寻、灵活就业兴起、居民收入下降、总需求不足，有着强烈的因果相关逻辑关系。
在居住和办公方面，国际上城市居住用地占到总建设用地的60%；住宅层数方面，基本是一户建和两三层，少量的公寓也多在6层且很少超过10层；城市中只有少量的商服建筑是高层，大多是两三层和平层。而中国居住用地面积占城市总建设用地面积的22%到25%之间；城镇住宅大部分为33层，在河南等省出现了45层的住宅建筑；并且商业、写字楼和其他服务建筑，也有相当多的是高楼大厦。
这种土地计划行政管理、地方政府经营土地和房地产公司单一渠道开发体制，形成的居住和办公方式，改变了中国居民和职员原来传统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其集中和超高层立体化、单位社区围墙封闭化，塑造了中国21世纪以来逐步被扩大的特有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其使网络平台兴起和实体经济势衰的学理在于：因快递、外卖交易的规模集中和递送成本下降，平台内部规模收益边际递增；而平台外部实体经济就业工资、小资本利润和场地地租等增加值边际递减。
其后果是：在经济总体形态方面，平面分散实体的交易和服务方式，被立体平台线上方式所替代。于是租金收入从土地房屋转移到了平台；交易和服务从商场、餐饮店、宾馆、个体和公司运输车，转向了快递、外卖、网约；就业从商店店员餐馆服务员变成了快递员、送餐员、网约司机和保安员。这是中国中小微企业大量倒闭、实体经济工作岗位减少、就业从正式变成灵活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中国大规模的住宅和商服超高层建筑，其钢材大多不含锰钒，并且一些建筑存在钢筋和水泥不达标问题，另外，在采挖河砂被严控后，东南沿海许多建筑使用含盐量残留程度不同的海砂，建筑寿命相对较短。地震、地陷和火灾，以及外墙脱落、管道老化和电梯失修等等，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
这就需要发展新的低层、平面、分散、实体和开放式的房地产业加以扭转和平衡。考虑到超高层城市、县城和市郊已经太多，禁止在城郊、县郊、建制镇、集镇和乡村建设三层以上住宅和商业建筑。取消土地计划、放宽用途管制、灵活土地规划。城乡土地所有权与使用财产权两分，城郊和乡村的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使用财产权可以自主交易，使土地出售收入在政府收税后更多流入农民和外出务工人口手中。鼓励城乡居民提高居住生活水平，城郊和农村宅基地可交易合并，扩大一户建面积，以及提高别墅层高。严禁传统高楼和整片土地开发模式的房地产公司介入，鼓励自用地、购置地自建和合建。
从土地供给方面看，目前城郊和乡村的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大规模过剩。从别墅和一户建需求看，城市、县城、市郊和乡村居民中，40到60岁的人群，还有较强的需求。如果放开，供给方盘活城郊和乡村的建设用地，需求方形成投资支出，将大大改善目前货币流动性不足，并且一定程度上解决流动性难以进入农民、中小微企业等群体创业、经营、就业、工资和有效需求循环之中的问题。
这一新的平面、实体、分散和线下房地产产业崛起，将带动持续10年左右新一轮建材、建筑和相关金融产业发展，还有家庭装修装饰、耐用消费品等服务和生产的扩大。
3．街巷实体型服务业的平衡和发展
应当恢复传统的商业、餐饮、物流仓储和其他服务业。如果实施平面、实体、分散和线下方面的建设，将重新刺激实体性商业、餐饮、物流仓储和其他服务业的一波发展。
而新的平面、实体、分散和线下房地产业发展十年，甚至二十年，将有力校正上述立体、集中、平台和线上生活和工作方式，缓解其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平台租金过高、收入较为集中、中小微企业关停、工作转为灵活就业、居民收入下降和消费能力疲软的格局性问题。
需要做的工作是：限制宽大街道继续发展，利用平面建设，增加小街小巷；限制集中和平台经济垄断，利用低层和平面生活及工作方式，政府调控租金，发展小店小铺实体经济；强化社区巡警制，利用各处各类电子监控设施，逐步拆除单位和社区的院墙，提高线上平台快递、外卖和网约就业人员的社保，将就业从快递员、外卖员、保安等灵活就业，挤回一部分到实体经济中正式就业。
这种平面和实体服务业的发展，将是未来十年的另一重要增长源。甚至在第二个十年中，形成结构合理、就业稳定的经济。
（四）居民收入：创业就业和政府转移支付
居民收入是消费需求的基础，也是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当前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偏低，创业就业环境承压，政府转移支付不足。要扩大内需、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从创业就业、企业结构和财政支出三个层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1． 扩大和发展国有经济与实现共同富裕无关
国有企业资本密集程度高，多年来一直在减少就业岗位。而且，其常常利用派遣劳动、垫资供货和建筑、拖欠工薪等方式，转移劳动者和中小微企业收入。从数据看，集体经济的就业、资产和产出贡献比例越来越低，也无力解决目前的就业、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收缩问题。因此，扩大国有经济并不能自动带来共同富裕，反而可能因资本密集和就业挤出，加剧收入分配失衡。实现共同富裕，关键不在于扩大国有经济的规模，而在于让更多人通过创业和就业获得收入。
2． 惟有发展中小微企业才能解决就业和收入问题
最重要和紧迫的体制和政策是促进居民创业，降低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综合税费率，严格控制各种执法乱收费、“远洋捕捞”和其他没收，地方政府要调控中小微企业的租金，市场监管要控制住平台的高收费，监督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对中小微企业欠款的支付，减少银行对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各类歧视。惟有鼓励创业经营，发展中小微企业，惟有扩大就业，才能提高居民的净收入。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是居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主要来源。只有让中小微企业活起来、多起来，居民收入才能稳定增长，消费需求才能持续扩大。
3． 增加居民收入：政府收入用途和支出结构必须调整
一是坚决不能再让政府继续对城郊、乡村土地交易收取出让金，而应让城郊和乡村的农民与集体自主出售，政府征税；对已经建成的城镇住宅，因政府已收取土地出让金，不再开征房产税，以免重复征税；居民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的，应不收费自动续期，禁止地方政府再次收取土地出让金（因为城郊和乡村土地出让金是70年一次性收取的，地方政府随意滥用，既没有分给农民，也没有为农民预留社保资金，更没有用于农村产业发展，而是用于城市建设、扩充机构和人员，并推高了房价，转移了购房居民的收入，对城乡居民和宏观经济危害甚多）。二是要降低政府自身消费和投资占GDP的比重，加大财政向居民福利和社保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政府收入用途和支出结构的调整，实质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过去政府主导投资，积累了庞大的资产和债务，但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重偏低。
未来应把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减少居民后顾之忧，增强消费意愿。总之，消费需求的基础是居民收入。无论是扩大制造业生产，投资和购买宅院和别墅，还是在小街小巷购物、餐饮和休闲，都需要居民能够创业经营、理想就业和增加收入，政府提供转移支付和教育医卫公共服务，无消费的后顾之忧，有较强的需求支付能力。只有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需求才能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