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歌手何勇走了。在微博上看到消息，顿时愣住，打开音乐听了两首他的歌，忍不住热泪长流。

为什么会为一个从未谋面的歌手的去世而落泪？

一位关心我的朋友说：“在微博上看到好多人说看到消息哭了，我想，哭的人都是因为共情了自己。”

是啊，她说对了。

我们哭，哭的是何勇，其实更是自己——那个曾经在卡带里反复听《钟鼓楼》的自己，是那个在迷茫中追问“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的自己，以及那些消失了的青春、理想，那些终于无可挽回的失去了的一切。

“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钟鼓楼》的最后一句，何勇用北京话喊出来。二十多年了，这句话一直在回响，今天听来，尤其震动人心。

有的问题，不是因为没人提起，就会消失。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正确答案包围。有人告诉你这样是对的，有人告诉你那样是对的。可你心里清楚，那些“正确答案”都是别人给的。你从来没有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认认真真地面对那个问题：我这一生，到底是为什么？

马斯克总在讲“第一性原理”。把事物拆解到最基本的层面，从那里开始重新构建。他用这个办法做火箭，做电动车，把成本降到别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不说这些事，说回我们自己。如果也用“第一性原理”来面对人生呢？抛开父母教的、社会给的、周围人都在奔忙的，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一个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把这个问题的所有修辞都剥离，把所有的“正确答案”先放在一边，让心空下来。然后，认真问问自己：此刻正在走的这条路，是你内心想走的吗？此刻正在爱的那个人，是你真正想要的吗？

何勇那代人，是发问的一代。那时候，年轻的灵魂都在追问，在追寻。他们写诗，唱歌，拍电影，不是为了红，不是为了钱，是为了找到答案。

那是一个笨拙的时代，也是一个认真的时代。

崔健问“你何时跟我走”，海子说“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她自己”，何勇喊出“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更早以前，也有人问。

屈原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问天，问地，问自己。苏轼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问的是天，也是人生。鲁迅问“从来如此，便对么”……一代代人都在问。

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在那些正确答案到来之前，我们先学会了提问。

可今天，我们成了什么样的人呢？

有很多人——街上走着的很多人，眼神里很少有光了。地铁里看手机的人，面容是垮的；公司里开会的人，话是套话，笑是假笑；饭局上碰杯的人，热闹是热闹，心里是空的。大家都在随波逐流，跟着一个看不见的洪流往前走，没时间停下来想一想：自己到底在干什么？

譬如说爱情吧。我们想要爱，是想要什么？是想要被人看见，想要被人接住，想要在世界上确认自己的位置。

人为什么要有爱人？不是为了完成某个社会任务，不是为了过年回家有个交代。是因为我们独自面对那个终极问题时，太孤单了。爱，就是有一个人愿意和你一起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样的爱人可以一直在一起？价值观不同的两个人，走不到最后。那些关于“人为什么要活着”的底层答案，如果南辕北辙，所有的体贴都是暂时的。

用“第一性原理”去思考爱情，刨去浪漫、刨去习惯、刨去依赖，剩下的那个核是什么？是两个人能不能在彼此面前，安心地做自己，安心地面对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用“第一性原理”去思考生活，我们又还剩下什么？

何勇走了，钟鼓楼还在那里，人来人往。那些发问的人还在，那些追问还在。也许我们注定找不到一个标准的答案，但至少可以像何勇那样，勇敢地提出那个问题，面向自己提问。

如果摇滚精神还在，最有力量的就是发问，启发每个人都来问问自己：什么才是你的答案？

也许，人生根本就没有正确答案。只有不停地发问，不停地想，不停地爱，不停地试错，不停地哭。然后关上门，把眼泪擦干，出门继续问。

这大概就是活着本身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