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清末，为解决华侨子弟的教育问题，暨南学堂于1906年在南京鼓楼南薛家巷创办。这是一所专门向海外侨生提供中华传统教育的华侨学校。“暨南”二字出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寓意面向南洋，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洲四海。

1918年暨南学堂改为国立暨南学校，随着学校不断发展壮大，南京校园日显局促。1922年，暨南校董计划建设新校园，并于1923年迁校至上海苏州河支流桃浦河畔的真如镇，从此开始了暨南史上的“真如时期”，也是解放前暨大快速发展的鼎盛时期。1927年改组为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期间，学校设置了商、文、法、理、教育5个学院，另设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前来执教，也成为海外华侨学生的求学胜地。

然而，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真如的暨南校园地处战区。当时的暨南校长何炳松借租界内的中华学艺社为临时校舍，师生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同舟共济，认真攻读，坚持宣传抗日和救亡。更难能可贵的是，校长何炳松与文学院院长郑振铎在孤岛教学时期，还抢救出了大量中华珍贵古籍，泽被后世！

江南一带，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私人藏书经世累月。可叹淞沪战争引起的动乱，使大批私人庋藏的珍本古籍纷纷流出，日本和美国等文物贩子纷至沓来，扫荡中华典籍。面对祖国珍贵文献的源源外流，酷爱藏书的郑振铎忧愤交加，他认为“史在他邦，是百世莫涤的奇耻大辱”。他建议何炳松出面联系张元济、张寿镛、张凤举等人，在1940年初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郑振铎主要负责与书肆或藏书家接洽，何炳松负责收购经费的筹措支付。从1940年春到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的两年时间里，郑振铎利用任教暨南大学的公开身份，在校长何炳松的大力支持下，多次借用暨大经费垫付购书款，共为国家抢购珍本古籍600余箱，约10万余册，包括宋本201部，元本230部，明本6219部及大量清本、稿本、抄本和批校本等，几乎“创立了整个国家图书馆”，延续了中华千年文脉！

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岁月，上海这座城市用“海纳百川”的胸怀拥抱了暨南大学并见证了它的发展壮大；在中华文脉的危难时刻，暨大的爱国志士奋力撑起一张巨网，抢救善本古籍，赓续文化薪火！申城的这一曲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将永远激励国人“声教讫于四海”！

文稿：志愿者 孙岭

音频：志愿者 范仁余

合作及媒体联络：press_shm@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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