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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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在文言文语境中,特指古代文化中收藏书籍的行为及其引发的社会现象。该词最早见于《庄子·天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而运用诗词吟咏藏书,可以追溯到隋代李巨仁的《登名山篇》,其中有诗云:“藏书凡几代,看博已经年。”(《隋诗》卷七)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私人藏书家出现;历经汉魏六朝至五代,日见其盛。至于藏书的意义,著名史学家吴晗在《两浙藏书家史略·序言》中有过精辟论述:“其有裨于时代文化,乡邦徵献,士夫学者之博古笃学者,至大且钜。”不过受到时代风习和审美趣味所限,隋唐为古代藏书诗创作初始期,还没有达到蔚然成风的程度,当然也有出类拔萃之人,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一位。其在《白氏集后记》中言:“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中藏在东都洛阳胜善寺那一部,有好友李绅的点赞,名唤《题白乐天文集》:“寄玉莲花藏,缄珠贝叶扃。院闲容客读,讲倦许僧听。部列雕金榜,题存刻石铭。永添鸿宝集,莫杂小乘经。”诗人以珠玉之珍,赞乐天诗文之美;以鸿宝之集,誉香山著述之贵。
唐德宗时的宰相李泌,也是一位藏书家。他曾分别用红、绿、青、白颜色的牙质书签,来区别所藏经史子集等书。因为他曾被封为邺县侯,所以后世多把藏书称为“邺架”。大文学家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一诗中,就专门写到李泌的藏书:“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意思是说邺侯李泌家藏三万卷书,每卷都有牙质书签,藏书完好如新,可以想见李泌藏书的丰盈与美质。
两宋时期,迎来了藏书诗创作的巅峰,司马光就是其中的翘楚,其退居洛阳时,家中藏书处曰“独乐园”,曾作《独乐园七题》,其中《读书堂》云:“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在典籍收藏中,诸多藏家还喜欢在藏书上加盖印章,印文的内容有不少是诗句,且意蕴深刻,耐人品味。“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这是明代澹生堂主人祁承藏书章印文内容。祁家的藏书后来被黄梨洲和吕晚村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