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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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书”在文言文语境中，特指古代文化中收藏书籍的行为及其引发的社会现象。该词最早见于《庄子·天道》：“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而运用诗词吟咏藏书，可以追溯到隋代李巨仁的《登名山篇》，其中有诗云：“藏书凡几代，看博已经年。”（《隋诗》卷七）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私人藏书家出现；历经汉魏六朝至五代，日见其盛。至于藏书的意义，著名史学家吴晗在《两浙藏书家史略·序言》中有过精辟论述：“其有裨于时代文化，乡邦徵献，士夫学者之博古笃学者，至大且钜。”不过受到时代风习和审美趣味所限，隋唐为古代藏书诗创作初始期，还没有达到蔚然成风的程度，当然也有出类拔萃之人，白居易就是其中的一位。其在《白氏集后记》中言：“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中藏在东都洛阳胜善寺那一部，有好友李绅的点赞，名唤《题白乐天文集》：“寄玉莲花藏，缄珠贝叶扃。院闲容客读，讲倦许僧听。部列雕金榜，题存刻石铭。永添鸿宝集，莫杂小乘经。”诗人以珠玉之珍，赞乐天诗文之美；以鸿宝之集，誉香山著述之贵。

　　唐德宗时的宰相李泌，也是一位藏书家。他曾分别用红、绿、青、白颜色的牙质书签，来区别所藏经史子集等书。因为他曾被封为邺县侯，所以后世多把藏书称为“邺架”。大文学家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一诗中，就专门写到李泌的藏书：“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意思是说邺侯李泌家藏三万卷书，每卷都有牙质书签，藏书完好如新，可以想见李泌藏书的丰盈与美质。

　　两宋时期，迎来了藏书诗创作的巅峰，司马光就是其中的翘楚，其退居洛阳时，家中藏书处曰“独乐园”，曾作《独乐园七题》，其中《读书堂》云：“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在典籍收藏中，诸多藏家还喜欢在藏书上加盖印章，印文的内容有不少是诗句，且意蕴深刻，耐人品味。“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这是明代澹生堂主人祁承藏书章印文内容。祁家的藏书后来被黄梨洲和吕晚村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