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华

古人说：“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藏书一事，看似风雅，实则饱含心血。明代澹生堂主人祁承㸁，藏书十余万卷，特与儿辈订立《澹生堂藏书约》，并手书藏书铭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字字恳切，如父执子手，以“竭力以守”相嘱。然而世事无常，藏书最终散落，归了黄宗羲、吕留良等人。吕氏还写了两首诗感叹，其二是：“宣绫包角藏经笺，不抵当时装订钱。岂是父书渠不惜，只缘参透达摩禅。”——有人说他是讽刺子孙不肖，在我看来，作为嗜书人，看到先辈苦心搜集的藏书散尽，即便是旁观者，吕氏也定是百感交集，至于他自己和藏书的命运更为悲剧，则是后话了。

我曾撰文记述藏书家邱集之事，写到他家藏散佚，引了吕诗“宣绫包角藏经笺，不抵当时装订钱”句，感慨前人辛苦积书，后人视若敝屣。谁知笔墨未干，竟自蹈其辙——父亲所遗碑帖字书，也尘封箱底，久未拂拭。这回，轮到我自己成了那“不肖子孙”，方知惭愧二字，重如千钧。

父亲走后，留下一箧旧书，多为文学典籍，尤以碑帖为珍。如今，它们像一群被遗忘的旧友，再也没人打开，任灰尘悄悄落了安家。

从前他买一本字帖，要算计好几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工资才三四十元，食堂大排一毛八分一块，父亲从来舍不得吃，却从牙缝里省下钱来购帖习字。每本字帖，价不过几毛，然于彼时，已是一日饭钱。

大多数帖本的扉页上，他都用小楷细心记下了购买的日期与地点，有时还添一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或“业精于勤，荒于嬉”，字迹清秀，力道内敛。有些字帖，封皮犹存，边角微损；翻开内页，偶有习字心得，草书难识的，旁边还用硬笔注有简体小字，方便辨认。有些字帖看来已辗转多人，注解也是不同的笔力。父亲习字宗法二王，钢笔字亦秀逸绝伦，屡获嘉奖，我一眼便能认出那些熟悉的笔痕，仿佛能看到他仍坐在灯下，一笔一画，不曾离去。

还有数册自制字帖，是用从前油印考卷纸翻印的黄山谷、苏东坡的大字，一张张拓下来，裁齐，打孔，穿线，再以牛皮纸做封面封底，装帧精美，几可乱真，封面上还特地用毛笔题字：“借用此帖者请爱护之。”——爱惜之心，历历可见。如今看来，倒像是写给未来的我：你若不懂珍惜，至少别糟蹋。

不久前恰巧读到父亲从前一位学生的回忆文章，字里行间竟浮现出他执笔示范的身影。父亲写字，总有许多学生围着观看，如众星捧月。阳光斜照进教室，而他全神贯注低头运笔，袖口蹭了墨也浑然不觉。学生们屏息凝神，连窗外的蝉都静了一瞬。后来因为父亲运笔如飞，他们班居然舍了父亲的姓而直呼他为“毛”老师——专写毛笔字的老师。

但我们姊妹却没一个接过他的笔。不是不想，是贪玩，是懒，觉得日子长得很，明天再练也不迟。如今碑帖余温尚存，斯人却已不在，那些他亲手包角、题签、注解的纸页，静静躺在角落，像一封封无法投寄的信。

吕留良的另一首诗是，“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斤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我自然舍不得将这些书论斤换银，虽然原也不值几文，可于我而言，它们却承载着父亲伏案灯下的身影，是他一笔一画教我临帖时的温言细语，是那“永字八法”里藏着的沉静与执守，每一页泛黄的纸，都像他未说完的话。然而转念一想，父亲若在，恐怕不会如我这般执着于“物”的归属。向来爱生如子的他未必在乎书归谁手，他在乎的是，有没有人真看、真练、真懂那一撇一捺里的苦心——那苦心，不在笔锋之巧，而在对文化的敬畏与传承。

陶渊明说，“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藏书藏帖，原是贵在流通致用，而非束之高阁。父亲昔日门下弟子众多，如今或执教讲坛，或挥毫成家，他们中不少人仍与我交往颇多，并时有作品或参与展览，或发在微信，笔意虽异，精神却一脉相承。我想，他们便是吕留良口中“难寻几世好书人”——非因技艺超群，而是心中保有那份对书道的虔诚。倘若这些碑帖辗转至他们手中，由他们摩挲、临摹、传习，那便不是流落，而是回家了。

父亲若知，那些宣绫包角的旧册仍在他人腕底流转，在晨光熹微或夜深人静时被轻轻翻开，定不会以散书为憾。他大概会如从前一样，站在书案旁，微微一笑，轻声道一句：“练字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