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日报）

□ 占少华

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新加坡政府在过去的几年里积极推行人工智能在养老照护领域的应用。具体来说，新加坡在探索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包容性人工智能养老服务体系方面采取了三大措施。

将人工智能整合到国家统一的社区养老方案中，使得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惠及到全社会人口，包括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族裔。新加坡鼓励就地安老，重点突出社区养老与居家养老，这一点和中国的养老发展战略类似。2023年，新加坡启动“乐龄安居计划”（Age Well SG），覆盖住房、交通、积极老龄化、照护服务四个方面，由卫生部、国家发展部、交通部等多部门协同推进。该计划明确提出利用科技支持老年人就地安老。人工智能不是独立的技术项目，而是支撑“就地安老”的工具，从设计之初就将人工智能嵌入住房、社区、照护服务等环节。例如，在全岛230个“活跃乐龄中心”（Active Ageing Centres）部署智能设备和人工智能筛查工具，并在社区推广“优化居家个人照料”，将人工智能嵌入到居家照护服务中。另外，在乐龄友好社区中设立社区健康站，提供健康筛查、健康辅导和远程医疗服务。人工智能将用于协助分析健康数据、识别慢性疾病风险，并为医护人员提供决策支持，从而提高社区健康管理的效率和精准度。

以社区养老服务为平台很好地解决了人工智能服务的包容性问题，大大降低了老年居民在使用人工智能服务时的花费。例如，新加坡在部署昂贵的机器人时，采取“机构先行、共享使用”的策略。机器人首先部署于养老机构或活跃乐龄中心，由机构统一采购、多位老人共享使用，从而降低个人支付门槛，同时方便专业人员观察效果，为开发者提供产品优化反馈。另外，居民在申请使用“优化居家个人照料”服务时，低收入家庭可以申请政府补贴，补贴的额度最高可以达到支出的80%。总之，以社区养老服务为平台，通过政府的资助补贴，新加坡的人工智能不仅服务于高收入老年阶层，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惠及低收入人群。

重视在应用人工智能进行养老服务时满足人的情感与社会需求，强调人工智能的价值观设定与本地社会的一致性。情感性与社会性是以人为中心的养老服务的基本原则。美国作家约翰·奈斯比特1982年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提出“高科技、高关怀”的概念，意思是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人们对情感交流、人际互动和人文关怀的需求会更加重要。因此，真正成功的养老科技应用不仅要追求技术先进，更要关注人的情感与福祉。在已有对老年科技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视角是老年科技应该嵌入到社会情境中，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而不只是满足老年人的个体需求。在推行人工智能在养老中的应用时，新加坡政府与养老服务部门强调人工智能不应取代人对人的服务，而应该成为医疗和照护人员的得力助手，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对老年人的情感性关照与服务中。一个例子是新加坡自主开发的社交机器人Dexie。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包括马来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的多族裔社会，种族和谐是其核心价值观之一。为了促进多族裔老人的参与和互动，Dexie能够用英语和华文与老年人进行直接交流，另外能够领唱不同族裔的歌曲，精心设计团体锻炼计划和组队游戏，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年人积极参与活动，缓解他们的孤独感并改善心理健康。另外，新加坡在对人工智能的规范中，强调人工智能应服务人类社会的价值观，所以AI产品的设计与运行必须符合而不是破坏已有的社会准则与行为规范。

严格界定人工智能产品开发者、部署者和使用者的权利与责任，增加老年人对人工智能产品的接受与信任。老年人对人工智能的信任与接受度是人工智能在养老服务领域应用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也是探索以人为中心的包容性人工智能养老服务所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一项2024年在德国进行的研究发现，影响老年人对人工智能信任的关键因素包括训练数据及算法决策过程的透明性，是否具有明确的问责机制和健全的监管体系，以及老年人以往接触人工智能的正面经验和当地的文化情景。新加坡在2026年3月出台的《医疗AI规范指南2.0》，详细规定了医疗AI产品生命周期中三类参与者的职责，包括开发者（负责设计、训练和测试AI系统的主体），部署者（医院、诊所等医疗机构，负责评估、采购和管理AI系统）和使用者（医生、护士、药剂师等医疗专业人员，负责在实际医疗场景中使用AI工具）。同时，指南明确了七项核心伦理原则：安全、公平、透明、可解释、稳健性、安全与数据保护、AI与人类价值观相一致。权责明晰与七项伦理原则，特别是透明与可解释性，将增加老年人对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的信任与接受度，最终将促进人工智能养老服务中老年人的主体性与包容性。

需要指出的是，新加坡在构建以人为中心的包容性人工智能养老服务体系方面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中国与新加坡同属东亚儒家文化圈，在养老服务领域也具有相似的福利制度传统，这种高度的文化契合性和制度相容性，为两国在人工智能养老服务领域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作者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老龄文明智库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