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无疑是近年来的焦点，两年前黄金的价格还是2000美元左右，而现在黄金一度超过了5500美元/盎司，当前黄金价格所处的水平，在人类金融史上堪称前所未见。

回顾过往两次黄金价格大幅上扬的重要契机，其背后均与货币体系范式的动摇密切相关，例如，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此前30年美元与黄金挂钩所积累的黄金估值压制力量得以释放，黄金价格在此期间飙升17倍，涨幅极为显著；20世纪80年代，受美国债务危机及金融体系动荡等因素影响，黄金价格再度上扬，涨幅达6倍。

透过现象看本质，黄金的需求主要源自两大核心驱动因素，其一，黄金作为地缘政治环境下的硬通货资产，具有独特的避险属性。

比如当某一经济体遭遇美元结算体系封锁时，其参与国际清算的路径将受到严格限制，在此情境下，黄金凭借其非信用资产的本质特征，成为跨境支付与价值转移的重要媒介，实现实质意义上的"以物易物"交易模式。

该属性的形成源于黄金的三大核心优势：首先，其价值承载不依赖任何主权信用背书，有效规避了美债违约等主权债务风险；其次，作为实物资产，黄金不受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影响，避免了因银行体系崩溃导致的货币贬值风险；最后，黄金的物理属性使其具备可触摸、可验证的特性，这种可感知性强化了市场参与者对资产安全性的认知，相较于信用货币体系，黄金的上述特性使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动荡时期，成为保障财富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

从这个角度出发，黄金价格大幅上扬的内在逻辑较为明晰：首先，其反映出市场对未来货币体系主导权的质疑与思考。

近年来，中国持续大幅减持美国国债；另一方面，则加速增持黄金储备，两组数据相互映照，答案已然清晰——中国正积极、主动地优化调整其外汇资产配置结构，稳步推进“去美元化”进程。

其中一个核心是，美元的信用基础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国债规模已突破39万亿美元大关，且仍以惊人的速度持续扩张，政府通过大规模增发货币来应对债务压力，实质上陷入了“印钞还债”的恶性循环。

美国国债利息支出不仅超越了其军费开支，更跃居联邦政府第二大支出项目之列。这充分暴露了美国债务负担的沉重程度，以及其偿债能力的严重透支，美国实质上已陷入“借新还旧”的困境，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无疑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作为美国国债的重要海外持有者，中国对此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持有美债规模越大，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便愈发突出。一旦美元贬值或美债发生违约，中国将遭受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

相比之下，黄金作为国际公认的硬通货，具有超主权属性，其价值稳定且不受单一国家经济政策影响，无论国际经济形势如何变幻，黄金都能保持其内在价值，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成为“终极支付手段”，为资产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开始换规则了，既不愿轻易让出其主导地位，亦不愿在全球化进程中承担更多责任。

此前，“美利坚治下的和平”这一概念，曾被类比为“罗马治下的和平”，意指美国通过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进而获取其期望的战略利益与回报，然而，随着美国对自身权利与义务间平衡关系的重新审视，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失衡现象，遂开始寻求通过多种方式调整这种关系，包括但不限于提高关税壁垒、对美元汇率政策进行重新校准等，以获取更多实质性利益。

此类举措对全球化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全球治理机制，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导致这些机制的有效性受到严重挑战：世贸的权威性受到削弱，世卫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时的角色也备受质疑；联合国作为国际事务协调中心的功能亦面临边缘化风险，部分大国在采取行动时，往往绕过联合国授权，直接介入地区事务，此外，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上倡议成立新的“和平委员会”，但这一构想并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多数成员的支持与参与。

所以特朗普当局决定休整一年，必然是经过全面且审慎的战略评估与考量，例如，稀土资源、多元矿产供应链的稳定性，以及制造业体系的韧性等关键领域，均需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权衡分析，在贸易摩擦的进程中，双方均暴露出若干结构性短板与潜在风险，亟待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修复与强化，即通过精准施策、有效干预，实现内部治理的优化与巩固。

换句话说，中美博弈的高潮或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