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小平

红苕，这在渝东北农村再寻常不过的作物，在缺粮的年月里，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而用它熬制的麻糖，更是我们童年最馋的甜蜜滋味。

红苕命贱，无需精心侍弄便能蓬勃生长。大集体时代，它在农民的饭碗里，稳稳占据着主粮的位置。

霜降前后，便是挖红苕的时节。红苕怕冻，得赶在落雪前挖完并窖藏。奇妙的是，窖藏些日子，红苕慢慢变软，悄然开始了糖化。

我出生的20世纪60年代，熬红苕麻糖近乎奢侈——肚子尚难填饱，口粮紧巴的人家，连坏掉的红苕也舍不得丢，剜去烂掉的部分照样煮着吃。即便如此，大多人家还是会咬牙匀出些红苕来熬糖，一背篼是常例，两背篼已是极限，再多便不敢想了。

那时，农村人哪有钱买糖果？这自制的红苕麻糖，便是娃娃们眼中最好的珍馐。它能蘸着糯米粑吃，能和爆米花一起压成各式各样的焦切片。年关将至，孩子们眼巴巴盼着的，就是它。家里来了客人，端上一盘用麻糖制作的焦切，也算体面的待客之物。那份乡间的淳朴情意，就融在这甜蜜里。

熬红苕麻糖，不单是技术活，更是桩苦差事。

红苕未挖前，就得预备柴火——从山坡上挖树蔸，或砍些耐烧的硬柴，在屋檐下码好晾干。熬糖最是费柴，烧煤也行，可煤精贵得多，哪舍得糟蹋。

冬至前后，天寒地冻，农事暂歇。窖藏的红苕糖化完成，正是熬糖的好时候。得提前几天生麦芽：用温水泡发小麦和些许玉米粒，盛在沥水的筲箕里，搁在灶头。灶火的余温催着麦芽生长，还得时时洒水保持湿润。待麦芽蹿到两三厘米长，熬糖的序幕便拉开了。

将洗净去皮的红苕倒入大铁锅煮熟，再倒进木盆捣成糊状。将磨好的麦芽水缓缓掺入，搅拌均匀，任其发酵。其中的奥妙，在于麦芽所含的天然淀粉酶，它能将红苕里的淀粉催化水解，最终凝成以麦芽糖为主的精华——如同卤水点豆腐，是食物转化最朴素的智慧。发酵完成后，用布包袱滤出糖渣（那是喂猪的好饲料），滤出的糖水便倒入大铁锅开始熬煮。起初要猛火急攻，一大锅水要熬干，绝非易事。熬糖耗时极长，常常凌晨三四点便开始煮苕，直到夜深人静的十一二点，甚至次日破晓，方能收工。

熬糖还是门眼力活。需时时观察锅中变化：当用锅铲舀起糖浆，边缘能挂起一片薄薄的“旗子”时，水汽渐消，糖分渐浓。此时锅中会涌起大泡，火势便该慢慢压小，用锅铲不停搅动，防着粘锅焦煳。再熬一阵，锅中泛起细密如小米粒的泡泡，便宣告大功告成。若想熬成硬脆的“敲糖”，则需熬到更老的“火候”。

我们小时候最是“守糖”。守什么？守的是麻糖即将起锅时，妈妈往那滚烫浓稠的糖浆里丢下的红苕块、萝卜片，还有小小的糯米汤圆！那裹满麻糖、滚烫出锅的滋味，足以成为一生的念想。眼皮沉得像坠了铅，上下打架，又被我们一次次强撑开。盼了一年的美味近在眼前，谁肯轻言放弃？不尝一口，绝不肯上床。真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

麻糖虽出自自家锅灶，却是要留着过年待客、派大用场的珍品，哪能日日享用。妈妈总会将它藏得极严实。偶尔，放牛羊归来，我和弟弟侦察得手，偷食一小口，也得小心翼翼抹去所有痕迹。妈妈心知肚明，却从未责备。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大人们总是竭尽所能，把最好的甜蜜留给孩子——那糖里裹着的，是化不开的母爱。

那时节，糖果稀罕，红苕麻糖便承载了我们全部的甜蜜记忆。如今，物质极大丰裕，五光十色的糖果店随处可见。可再想尝一口那质朴的红苕麻糖，却难了。难的不是没有红苕，而是我们再也守不住那份慢熬细作的耐心，守不住那份在清苦中等待甜蜜的初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