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德斌 陈宇杰

今年中国春晚的人形机器人节目在海内外引发高度关注。韩国多家主流媒体迅速跟进报道，并援引科技界专家观点指出，中国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综合实力已明显领先韩国。一些韩国专家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应正视差距，向中国学习。

这并非一次单纯的舆论热潮，而是韩国社会对华认知正在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过去一年多，韩国智库、产业界和学界，乃至政界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与政策精英主动将目光投向中国，组织访华考察团，走访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观摩机器人演示、智能制造场景，与中国专家深入交流等。回国后，他们还在媒体和政策报告中公开讨论中国的技术进步，主张在激烈竞争现实面前采取更理性的对华态度。

这一变化，也体现在一系列权威报告的出台上。韩国产业研究院日前发布的《韩中先进产业竞争力分析及政策方向》报告指出，在机器人、半导体、电动汽车等先进制造领域，中国已形成规模与技术双重优势，韩国仅在存储芯片方面仍具相对优势。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提交的《2024年度技术水平评估结果（草案）》则显示，在韩国重点布局的11大领域、136项核心技术中，近两年韩中差距进一步扩大，韩国在战略技术中唯一保持领先的二次电池领域亦被中国反超。此前，韩国贸易协会、经济人协会等机构也从出口竞争力、专利布局和产业链控制力等不同角度得出类似结论。

中国的技术跃升显然并非一朝一夕，但在亲美意识形态占主导的韩国社会内部，长期存在对中国科技能力的低估甚至否认，因为他们抱有“中国的体制不可能孕育技术创新”等成见。过去，如果有人公开承认中国技术先进、主张向中国学习，往往容易被贴上“亲华”或“失去警惕”等标签。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的突破，使这种心理防线逐渐松动。现实压力正在迫使韩国社会重新审视中国。

这种情形并非历史首次。18世纪后期，李氏朝鲜的一批随燕行使团赴清考察的学者发现，清朝在农业技术、商业管理、城市建设等方面有不少先进经验，于是主张以务实态度向清朝学习，形成所谓“北学派”。洪大容、朴趾源、朴齐家以及丁若镛等人强调“经世致用”，倡导吸收清朝先进技术以改善民生和国防。虽然这一思潮在当时遭遇强烈阻力，但其精神却为后来的改革思想奠定了基础。

今天的韩国，在某种程度上也面临类似的认知挑战。近年来，亲西方的尹锡悦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强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因素，将技术议题高度安全化。这种叙事固然回应了国内部分政治需求，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韩国社会客观评估中国的发展现状和能力。即便认识到中国的科技进步，也将其视为威胁，从而陷入零和思维，忽视合作空间。

当前，李在明政府强调实用主义，倡导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处理对外关系，并将思想家丁若镛的务实精神视为施政理念的重要来源。2026年伊始，李在明对华进行国事访问，中韩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产业、银发经济等领域达成加强合作的共识，韩国的一批批有识之士纷纷来华考察。这一动向表明，韩国内部确有力量希望在竞争格局中寻找合作契机。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产业链重构加速推进。韩国既面临高端制造升级压力，也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增长动能减弱的挑战。如果将中国置于对抗框架之中，势必增加自身战略成本；若能够在人工智能、绿色转型、数字经济等领域探索制度化合作机制，则有助于在竞争中形成两国的互补关系，降低不确定性。

历史证明，封闭与偏见难以带来长远利益。18世纪“北学派”虽未成为主流，但其务实精神在后世不断被重新评价。今天，韩国若能以更加开放和理性的态度认识中国，在现实竞争中寻找合作空间，或许不仅有助于改善中韩关系，也有助于韩国自身的战略调整。在新的科技革命背景下，韩国真正需要的正是与时俱进的“新北学”。这既是一种对现实的承认，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选择。（作者分别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组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