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阳

“取得新突破”“重要突破”“里程碑式进展”“迎来重大突破”……

即将过去的蛇年，这样的新闻标题，并不少见。的确，我们该为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屡屡登上NSC（Nature《自然》、Science《科学》、Cell《细胞》，世界公认的三大顶级学术期刊）或其他国内外高档期刊而高兴；然而，当一次次略显浮夸的“重大突破”最终被证明是寻常进步，抑或是基础研究的进展，距离现实应用还有以“五年”“十年”为时间单位的距离，不仅有损媒体公信力，整个科研事业的社会信誉也面临危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学术主任蒲慕明曾在B站的一场以“科研诚信与科研创新”为主题的直播讲座中提到：“为了强调论文的重要性、强化它的影响，（有些人）就夸大、不实地报道自己（的成果）。”

其实，这场“信任危机”的源头错综复杂——一方面，科学界与大众间存在着知识鸿沟，作为“翻译家”的媒体很难在短时间内准确把握研究的实质价值，容易“简化”科学发现的本意；另一方面，科研生态中的功利化倾向助推了“浮夸之风”，尽管大力推行“破四唯”，但发表论文还是像悬在科研人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压力之下，有些研究人员发现，以“重大突破”的叙事能换取科研经费、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这种共谋关系使得科学传播不再严谨客观。

韩国著名科学家黄禹锡的例子就非常典型。他从事干细胞研究，一度做出很多有意义的工作成果，被称作韩国“克隆之父”。其同事透露，黄禹锡一向有浮夸倾向，但单位和同事也都予以容忍——毕竟，黄禹锡很会讲，能获得大量资助，对其所在单位也有帮助。然而，事情发展到最后，“忽悠”变成了彻底欺瞒。2006年1月，韩国首尔大学调查委员会认定，黄禹锡研究小组发表在《科学》杂志上有关培育出胚胎干细胞的数据属伪造。

“浮夸”的恶果是多方面的，首先表现在公众认知上。当科学被简化为一系列“奇迹”，当复杂曲折的研究过程被压缩成“灵光一现”的“传奇”……公众对科学螺旋式上升的本质特征产生误解。大家开始期待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却不知真正的科学突破往往需要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验证与完善。

更深的危害在于科学信任的透支。这些年，从阿尔茨海默病新药到室温超导等，一系列被热炒的“颠覆性技术”，喧嚣过后大多回归平淡。每次过山车式的报道都在消耗公众的信任储备。这种信任危机在涉及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时尤为危险——社会将难以形成基于科学共识的集体行动。

这还势必会“扭曲”科研资源的配置。那些擅长宣传、懂得包装成果的团队往往能获得更多关注与资源；而“甘坐冷板凳”、从事“从零到一”工作的科学家则可能被边缘化。这种“马太效应”或许会引导年轻科研人员追求“短平快”的成果，而非沉心静气解决根本性科学问题，从长远看将损害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要打破这一浮夸之风，说难不难，道易不易——研究人员有责任以准确、适度、全面的方式向大众介绍自己的工作，明确说明研究的局限性、不确定性及与实际应用的距离；学术机构应改革评价体系，降低媒体曝光在科研经费等评估中的权重；媒体在报道科技新闻时应避免“标题党”；对公众而言，培育科学理性思维同样重要——成熟的科学文化不仅包括对科学成就的欣赏，也包含对科学过程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理解。

归根结底，科研本质上是一种谦逊的事业——它承认知识的暂时性与可错性，在持续质疑与修正中渐进地逼近真理。当科学传播被“浮夸风”所绑架，当“重大突破”成为例行公事的宣传口号，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准确的信息，更是那种支撑科学事业的谦逊与诚实。科学报道的准确性也是科研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技日益深度塑造人类未来的今天，守护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无疑该被重视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