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

陕西眉县出土的青铜盠驹尊。

辽宁北票冯素弗墓出土北燕鎏金木芯双马镫。

以上图片均为吕鹏提供

农历丙午马年翩然而至，“龙马精神”“马到成功”等美好祝愿广为传颂。马，早已超越了动物范畴，化作一个凝聚着勇气、进取与祥瑞的文化符号。然而，你可曾想过，这份尊崇并非与生俱来？在漫长的岁月里，马的角色经历了从“盘中餐”到“座上宾”再到“国之重器”的逆转。今天，让我们跟随考古发现，翻开这部写在马骨标本和马形文物上的“逆袭”史诗。

故事的开端，马并非人类的朋友。距今5600万—5000万年前，马的始祖“始祖马”在北美森林中漫步，体形仅如狐狸。随着气候剧变，草原扩张，它们开始了伟大的“自我改造”：腿变长、脚趾融合成坚硬的单蹄、脊椎进化得如弓般富有弹性，最终成为草原上的速度王者。然而，这身“史前黑科技”并未使其免于成为人类的猎物。在距今4.5万年前的山西峙峪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带有砍砸痕迹的普氏野马骨骼，它们是“马肉自助餐”的明证。欧洲拉斯科洞窟的壁画上，野马更是原始猎人围攻的焦点。彼时，人与马的关系简单而残酷——纯粹的食物链上下级。

历史的转折点，大约发生在距今5500年前的哈萨克斯坦北部波泰（Botai）遗址。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最早的驯化马匹的证据——大量的马骨、马骨制成的鱼叉、带有马奶残留物的陶片、带有刻纹的马骨。这意味着，人类不再只是追逐和猎杀野马，而是开始掌控并驯化马。

这次驯化，很可能最初只是为了获取稳定的肉、奶资源。但人类很快发现了马的更大潜能：它们力量强大，能负重致远；它们天性服从等级，易于管理。马，开始从“移动粮仓”向“多功能工具”转变。随着驯化技术的传播，家马在距今4000年前出现在中国西北地区，或沿着黄河流域自西向东，或自欧亚大草原自北向南，最终，于距今3300年前进入中原文明的视野。

当马拉着车驶入中原，它的命运便与王权、礼制紧紧绑在了一起。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古发现了中国最早、最成熟的马车实物：两马一车，18根轮辐，工艺精湛。在今天的殷墟博物馆中，不同形制的车马坑以一个展厅的形式集中展示。甲骨卜辞中，商王武丁的田猎与车马事故被郑重记录，马与车成为王权仪式、狩猎与祭祀的核心。

到了周代，马的地位被礼制系统推至高峰。河南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实证了“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这一周代车马等级制度的核心规定；马牲与狗牲的组合，正是成语“犬马之劳”的历史源头。马匹数量成为国力的标尺，“千乘之国”“万乘之尊”成为衡量霸业的词语。西周“执驹礼”（为两岁幼马举行的成年仪式）被铭刻在国宝青铜盠驹尊上，显示国家已对马匹资源进行制度化管理和珍视。

然而，依赖战车的“贵族战争”在机动灵活的游牧骑兵面前，逐渐显露出笨拙。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拉开了中原军事全面革新的序幕，骑兵开始取代战车成为战场新锐。新疆哈密地区的石人子沟遗址和西沟遗址中，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马骨脊椎上的病变痕迹，同样留下了被人骑乘的历史印迹。

真正让骑兵蜕变为战场主宰的，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马镫。南京丁奉（卒于公元271年）家族墓中出土的一件釉陶骑马俑上，考古学家惊喜地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马镫（单边马镫）形象。随后，南京东晋王氏墓出土了最早的双镫陶马，辽宁北燕冯素弗墓则出土了精美的鎏金木芯双马镫实物。

这条完整的考古证据链表明，中国在魏晋时期完成了从单镫（辅助上马）到双镫（稳定骑行）的革命性创造。双脚有了支撑，骑士得以解放双手，稳定地操控弓箭、长矛，人马真正合为一体。重装骑兵（甲骑具装）由此兴起，成为冷兵器时代的“坦克”。李约瑟称马镫为“中国靴子”，它带来的军事优势，随着丝绸之路深刻影响了欧亚大陆的战争形态。

唐代，马政达至巅峰，国家牧场养马曾达70万匹。昭陵六骏、三彩马、舞马衔杯纹银壶，无不映射着那个开放自信、马影奔腾的时代。马不仅是战备，更是丝路来的“进口奢侈品”和社会时尚的宠儿。明清虽初重马政，但农耕扩张、财政压力最终导致官营牧场萎缩；直至1860年八里桥之战，清军骑兵在近代火炮前悲壮冲锋，标志着马在军事上的主宰时代黯然落幕。

当马退出战争与运输的主舞台，它在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却愈发璀璨。考古发现的每一具马骨、每一件马俑、每一套鞍镫，都是这部“逆袭”史诗的一个章节。它们告诉我们，马的传奇，是一部从被动驯化到主动赋能、从服务物质到升华精神的文明协作史。在又一个马年到来之际，当我们互祝“马到成功”时，我们不仅在祈愿顺利，更是在致敬这位用蹄印陪伴并深刻塑造了人类文明进程的古老伙伴。它的“逆袭”，映照着人类文明演进波澜壮阔的历程。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吕 鹏）

《人民日报》（2026年02月14日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