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纸”,我们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古籍保护学者赵洪雅的《叹为观纸:中国古纸的传说与历史》一书,以丰富的史料与考古实证,梳理了中国古纸从萌芽到成熟的漫长历程,还原了以纸代简的艰难转型,展现了古代工匠在原料探索与工艺革新中的智慧结晶。造纸术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首,其诞生与演进改写了人类文明传承的轨迹,了解纸的源与流、美与用,也是在解码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终极答案。

　　□长庚

古纸溯源

　　关于造纸术的起源,长期以来存在“蔡伦发明说”与“蔡伦改进说”的争论。传统观点依据《后汉书》记载,认为东汉蔡伦于元兴元年(105年)“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创制“蔡侯纸”,成为造纸术的发明者。但史料与考古发现逐步揭示,植物纤维纸的出现远早于蔡伦时期。

　　文献中最早的纸张记载见于《汉书》,西汉汉成帝时期(前12年)的宫闱秘案中,就有用“赫蹏书”作为书写载体的记录,比蔡伦献纸早117年。《三辅故事》记载卫太子“持纸蔽其鼻”,这则记录反映的纸制品使用场景,将纸张出现的线索提前至公元前91年前后。

　　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为“蔡伦前纸”提供了关键实证。1933年,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罗布淖尔纸”,麻质、白色、粗糙不均,断代不晚于西汉成帝时期,开启了古纸考古的序幕。1957年西安灞桥西汉墓出土的“灞桥纸”,88片残片被压于铜镜之下,经多次科学检测,确认为以大麻为原料的植物纤维纸,断代不晚于汉武帝时期。

　　此后,甘肃居延金关纸、陕西扶风中颜纸、敦煌马圈湾纸、天水放马滩纸等相继现世。其中,1986年出土的放马滩纸绘有墨线地图,断代约为西汉文景时期,若确认属于植物纤维纸,则将书写用纸的历史改写至公元前2世纪。1990年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近500片古纸,其中3片汉武帝至昭帝时期的残片上写有药材名,成为迄今所见最早的书写纸。

　　随着越来越多实证的出现,“蔡伦改进说”渐成主流。如今学界普遍认为,西汉已存在原始植物纤维纸,但工艺粗糙、用途有限,蔡伦的突出贡献在于扩大原料范围、改良工艺、推动标准化生产,使纸张从纺织业附属品转变为独立行业的产品,真正具备了替代缣帛与竹木简的条件。

　　纸张虽在西汉已出现,但竹木简作为主流书写载体的地位,一直延续到3至4世纪,中华大地上曾存在长达三百年的“竹纸并用”时期。《叹为观纸》认为,这一转型的艰难,根源在于简牍的功能性优势与社会制度的路径依赖。具体而言,简牍的核心优势在于其“文档特性”:单支简牍可独立书写、随时编缀,适合公文诏书的逐级批示与扩容；简牍作为三维载体,可通过刻齿加以防伪,类似现代验证码,这是纸张难以替代的功能。此外,简牍与刀笔配套,写错可刮削修改,契合古代文书行政的实操需求。

　　因此,纸张替代简牍是个漫长进程,并遵循从易到难的路径。首先是在书籍与书信领域实现突破。东汉前期,贾逵获赐“简纸经传各一通”,表明两种书籍载体已开始并行；东汉后期,文人书信的纸质化趋势明显。三国时期,曹操规定公文“纸书函封”,以制度形式推动官府用纸；西晋时,宫廷用纸已分颜色等级,青纸专用于皇帝手诏,黄纸用于普通诏书,纸张在行政体系中的应用日益规范。

　　纸张全面替代简牍的转折点,在于东晋的战火与重建。咸和年间“苏峻之乱”焚毁建康城,官府简牍户籍尽毁,朝廷重建户籍时全面采用纸张。东晋元兴三年(404年),桓玄颁布“禁简令”,宣告“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标志着以纸代简的历史进程正式完成。

　　《叹为观纸》注意到,中国古纸的工艺革新始终围绕“原料拓展”与“技术优化”展开,匠人们不断探索性价比更高的造纸原料,形成了麻纸、藤纸、皮纸、竹纸四大主流体系。

　　麻纸是最早成熟的纸种,自西汉至唐代占据主导地位。其原料以大麻、苎麻为主,产地广泛、纤维坚韧。敦煌藏经洞出土的6万余件文书,绝大多数为麻纸。但唐宋以后,随着人口增长与纺织业发展,麻类资源优先满足穿衣需求,麻纸逐渐从大众用纸转向高端专用纸。

　　藤纸兴起于魏晋,鼎盛于唐宋,以浙江剡溪古藤为原料,纤维细短、纸质匀滑,成为文人书画与公文的优选。但藤类生长周期长、再生能力弱,唐宋时期过度砍伐导致剡溪古藤濒临灭绝,藤纸逐渐绝迹。

　　皮纸以构树(楮树)皮为核心原料,东汉时期作为配料,三国时升级为主料。构树生长迅速、分布广泛、再生能力强,克服了藤纸的资源短板。唐代皮纸广泛应用于民间书写与佛教抄经,敦煌遗书中的民间写经多为楮纸；南唐后主李煜监制的“澄心堂纸”,则是古代皮纸的巅峰之作。宋金以后,皮纸成为主流纸种。

　　竹纸起源于唐代中期,成熟于宋代,以嫩竹为原料。越州竹纸追求高品质,成为文人书画用纸；福建竹纸则走规模化路线,推动文化普及。到了清代,竹纸已成为民间最普及的纸种。

纸润万物

　　纸张的普及不仅是书写载体的变革,更深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动了社会的全方位发展,成为“经世济民”的基础载体。

　　在居室生活中,纸张被用于装饰与实用器具,营造雅趣与禅意。东晋时已有纸质窗纸,唐代出现纸质屏风,宋代文人将宣纸用于扇面、灯罩。民间则用纸张制作灯笼、油纸伞,既经济实用又轻便美观。在战场上,纸张承担通信与防护功能,汉代边塞戍卒用麻纸书写家书,魏晋时期出现纸质地图,唐代军队用纸质“纸甲”防护,成为冷兵器时代的辅助装备。

　　在礼仪与娱乐领域,纸张的应用丰富了社会交往形式。东汉时已有纸质礼帖,魏晋时期出现“纸幡”用于祭祀,唐代科举放榜用黄纸,形成“金榜题名”的文化传统。民间娱乐中,纸张被用于制作风筝、纸牌、剪纸。纸张还广泛应用于医疗领域,敦煌遗书中的古医方多写于纸上,唐代已有纸质药包,宋代出现纸质针灸图。

　　当然,纸张的普及,最主要的价值还是在于打破文化垄断,推动教育下沉与知识传播。比如在科举制度中,唐代科考用纸由官府统一供应,批量生产的纸张使考试规模扩大,推动了士族之外的寒门子弟参与科举。宋代科举“糊名”“誊录”制度的实施,依赖大量纸张进行试卷处理,进一步强化了考试的公平性。

　　书籍出版的繁荣,则是纸张影响文化传播的关键体现。在以纸代简之前,书籍以简牍、帛书形式存在,体积庞大、成本高昂,仅有少数贵族能够拥有。纸张普及后,书籍抄造成本大幅降低,魏晋时期出现民间抄书业,唐代官修藏书达12万余卷,宋代雕版印刷术与竹纸、皮纸结合,形成“闽中造纸印书,宋时极盛”的局面,推动了知识的大众化传播。

　　《叹为观纸》还注意到,纸张推动了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从纸币的诞生到商业契约的普及,纸张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唐代后期,商品经济繁荣催生了纸币的雏形“飞钱”。北宋时期,四川地区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以纸质凭证替代金属货币,依赖官府信用与纸张防伪技术,促进了经济繁荣。南宋“会子”、元代“宝钞”延续了纸币制度,纸张成为国家信用的载体,推动了跨区域贸易的发展。

　　纸张还广泛应用于商业契约、账簿、票据等经济文书,汉代已有纸质包裹标签,唐代出现纸质商业契约,宋代账簿普遍采用纸张记录,使商业活动更加规范、高效。纸张的便携性与低成本,降低了商业交易的门槛,推动了民间贸易的繁荣,形成“纸通天下”的经济格局。

纸路西行

　　中国古纸不仅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更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向东西方传播,成为文明交流的使者,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造纸术首先向东亚邻国传播,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造纸体系。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东汉末年造纸术已传入,三国时期朝鲜出现麻纸,唐代新罗留学生带回造纸技术,改良后生产“高丽纸”,以桑皮、构皮为原料,质地坚韧,成为朝鲜特色纸种。日本在西晋时期通过遣使交流接触造纸术,唐代鉴真东渡进一步传播麻纸、皮纸工艺,日本平安时期出现“和纸”,以楮皮为原料,融入日本审美,用于书法、绘画、和歌抄录。

　　东南亚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接收造纸技术,越南在唐代传入造纸术,宋代出现竹纸生产,其“交趾纸”以构皮、竹料为原料,成为贡品；泰国、缅甸等国则通过佛教交流引入造纸术,纸张用于佛经抄录与宗教仪式,形成兼具中国工艺与本土特色的造纸传统。

　　造纸术的西方传播历经曲折,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以战争、贸易、文化交流为媒介,逐步扩散至中亚、西亚、欧洲。

　　公元751年,怛罗斯之战中,阿拉伯军队俘获唐朝造纸工匠,在撒马尔罕建立首家造纸厂,这是造纸术西传的历史性节点。阿拉伯人改进中国造纸工艺,以亚麻破布为原料,生产“撒马尔罕纸”。10世纪后,造纸术通过阿拉伯人传入埃及、北非,12世纪传入西班牙、法国,13世纪传入意大利、德国,欧洲逐渐建立造纸业。

　　欧洲造纸业最初沿用阿拉伯工艺,以破布为原料,直到18世纪才引入中国的竹纸、皮纸技术。在此之前,欧洲以羊皮纸、莎草纸为书写载体,成本高昂、产量有限,制约了知识传播；纸张的普及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为古腾堡印刷机的发明奠定了基础,使知识得以广泛传播,加速了欧洲的现代化进程。

　　《叹为观纸》指出,造纸术的跨地域传播并非单向输出,而是形成文明互鉴格局。中国造纸术在传播过程中,适应不同地区的资源条件与文化需求,发生了本土化改良:阿拉伯人用亚麻破布造纸,欧洲人用羊毛、棉花纤维改良,东南亚人用热带植物原料创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造纸体系。同时,西方的技术革新也反向影响中国造纸业,近代机器造纸技术传入中国,结合传统工艺,形成传统手工纸与现代机器纸并存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