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国语》历时传播和研究史发现，浙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存在。三国时期的虞翻是重要的《国语》研究学者，南宋的绍兴刻本是重要的《国语》刻本，元代在西湖书院补版重新刊刻此本。促成弘治十五年李士实序本刊刻者陆崑是归安人，主持明弘治十七年补修宋刻元修本的章懋是浙江兰溪人。《国语》七卷、《补音》二卷的刊刻者为浙江海宁许相卿的明德堂。乌程闵齐伋有裁注《国语》三色、二色套印本传世。钱塘卢之颐有订正本《国语》传世。清代章寿康刊刻《国语正义》。明清时期多种《国语》评点著作以及日本江户时期的诸多《国语》著作称述的孙鑛是浙江余姚人，陶望龄是浙江会稽人。拙撰《国语研究史》研讨明代《国语》评点25人，其中浙江籍8人，占到1/3。拙撰《〈国语〉研究史》研讨清代从事《国语》训诂考校24人，其中浙江籍11人，几乎占到一半。清代《国语补音》研究主要有陈树华《国语补音订误》、王煦《国语补音》、钱保塘《国语补音札记》三家，3位都是浙江人。清代《国语》研究历史剪影中，浙江籍学者的身影更是频频出现。如陈树华《春秋外传国语考正》、黄模《国语补韦》、王煦《国语释文》、董熜《读国语札记》、董增龄《国语正义》、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等皆有专门著作。此外，海宁陈鳣、钱塘汪远孙等皆致力于《国语》旧注辑佚。又俞樾、李慈铭、陈伟等虽无《国语》专门著作，但其著作中涉及《国语》部分体量也较大，研究内容丰富、学术价值较高。尤其董增龄《国语正义》、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可谓清代《国语》研究之鸿篇巨制，即便放在中外《国语》研究史上，其体量也是较大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晚近以来《国语》研究者和相关研究著述征引提及。

笔者有幸，先后整理《国语正义》《国语校注本三种》，通过整理，对董增龄和汪远孙《国语》研究路数有比较多的了解。董著和汪著都与清代经籍新疏盛行的学术背景相呼应，且都成书于道光年间，既是清代经籍新疏繁荣的体现，也是清代《国语》经学性质认同的有力证明。董增龄《国语正义》虽名为“正义”，但并未囿于长期以来“疏不破注”的惯例，对韦昭注多有指摘。在疏证韦昭注时，又杂引《国语》旧注，以与韦昭注比核。董氏征引四部典籍颇丰，仅医学典籍就征引了十几部。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同样征引宏富，但和董氏征引多有不同。如汪氏征引项名达等人之说，于历法律吕多有匡正，此董增龄所未及者。董氏所引有些游离，汪氏所引更能贴住《国语》及韦注本体。董增龄《国语正义》曾经王引之、徐养原、施国祁等提供修改建议，汪远孙《国语校注三种》在陈奂的督促和帮助之下完成。董氏居处为乌程、归安所在，明清时期刻书业发达，南浔董氏家族诗书传家，有比较便捷的典籍获取途径。钱塘汪氏，自汪宪（1721-1771）始，几代藏书，富甲东南。且自汪应绍（1754-1794）以来，汪氏后人大多游艺四部，学有专攻。又汪氏和乾嘉时期的诸多名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交游甚广（详参拙撰《〈国语〉研究史》第968-970页）。即便陈树华、董增龄的著作稿抄本，汪远孙亦能得而引之，且评价董增龄《国语正义》，谓：“董君撰《国语正义》，征引极博，于发明韦注之中，时有是正。余采数条入鄙著《国语发正》中。”（《借闲生随笔》“《国语》非完书”条）汪氏书称“三种”，研究、校勘、辑佚部分明晰，虽具体条目稍有交错，整体上界域严饬。二者皆因应清代经籍新疏发达的时代学术背景，俞樾也把《国语正义》和《国语校注本三种》列入续经解目录，但王先谦辑刻《续清经解》，却仅选入汪远孙《国语发正》，未选入《国语正义》，或许代表了王先谦等对于董、汪《国语》著作经学价值的体认。

汪远孙像

余学也晚，知《国语正义》和《国语校注本三种》二书之名时，已近而立。此后在老师指导下，对《国语正义》下过一定功夫，唯学力不足，又兼怠惰，所得有限。此后整理断断续续，至2022年正式出版，去初知此书时几二十年。《国语校注本三种》，时从广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库借出复印（当时尚无古籍不允许复印的规定），此后忙于硕士学位论文，并没怎么关注。至2007年的时候，设想把一批《国语》研究材料录入电脑以便检寻，《国语校注本三种》才再次进入视野。在内子的协助下，《国语校注本三种》等一批《国语》研究著述录入电脑，形成初步的电子文本。并对《国语发正》前六卷和后两卷进行了简单的标校，利用过程中还进行过局部核对。读博之后，忙忙碌碌，就又放到一边。在随园图书馆看书的时候，顺便把古籍部能够借出来的几部《国语》古籍全部拍照，包括绿荫堂本《国语》单行本和《国语》《国策》合编本、辽沈书社1934年影印《王觉斯国语读本》、崇文书局本《国语》。2012年的时候，计划做《国语》汇校集解辑评，考虑到体量、体例、工作投入等诸多因素，打算先做《周语》。这样，包括《国语校注本三种》在内的一批《国语》著述才又进入视线，并对《周语》相关部分做了进一步标校。这个工作进行到2016年底，即开始了《〈国语〉研究史》《日本〈国语〉研究史》和《国语正义》整理本的推进。2020年、2022年两个项目先后结项，《〈国语〉研究史》和《国语正义》整理本先后提交出版，《日本〈国语〉研究史》继续修订。因缘际会，蒙浙江古籍出版社陈小林副总编约请，提交《国语》整理类选题，《国语校注本三种》获批，和浙江古籍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才又把主要精力放到《国语校注本三种》的整理上来。把原有的电子文本和振绮堂本进行一一核对，然后又一一检核续清经解本《国语发正》以及《国语明道本考异》的多个本子，并核对了《国语校注本三种》的引文，撰写校勘记，形成《国语校注本三种》整理本。

出版社具体负责《国语校注本三种》的编辑老师，认真负责，举凡凡例和整理的匹配、书名号的标识、异体字的标校、校勘记征引材料格式的统一、行文表述之精准与否等，多一一为揭出，并说明存去理据。在编辑老师的认真把关下，《国语校注本三种》整理本的质量得到了有效保障。此外，编辑老师还对《国语校注本三种》的诸多校本进行了仔细核对，并发现了崇文书局本《国语明道本考异》和《国学基本丛书》本《国语明道本考异》的问题。我整理《国语明道本考异》时用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崇文书局本，也想当然地认为崇文书局本《国语》不存在初刻和后刻等问题，故凡南京师大藏崇文书局本和振绮堂本《国语明道本考异》的异文，都以崇文书局本笼统称之。编辑老师用自己手头的崇文书局本核对后发现，我用以勘校的南京师大藏崇文书局本文字存在诸多不同。这一信息反馈给我之后，我把南京师大藏崇文书局本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翁同龢跋录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本进行了比对，发现其他三种文字相同，南京师大藏本和另外三种文字多有不同。经和其他三家学术机构所藏崇文本《国语明道本考异》核对发现，南京师大藏本有误字20处，白板5处，墨钉1处。按照刻书一般规律，后刻要优于前刻或初刻。则南京师大藏崇文书局本属于初刻，其他三家藏本属于后刻。崇文书局在晚近出版业中具有一定影响，所刻古籍底本采用时人具有共识的精刻，如《国语》《战国策》皆用黄丕烈刻本。至于崇文书局的具体刊刻流程，目前研究不多。南京师大藏崇文书局本和其他几家学术机构藏本的异同，可为崇文书局刻书流程的深入细致研究提供具体案例。这一发现，归功于编辑老师工作的细致和认真负责。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崇文书局本《国语明道本考异》书影，郭万青提供

近代商务印书馆辑印有《国学基本丛书》，《国语》赫然在列。此书于1958年3月重印。我从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1958年重印、1959年10月上海第2次印刷本，该本版权页上标有“1935年12月初版”的字样，想当然地认为1935年初版本即有《国语明道本考异》。编辑老师特意找到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本《国语》进行核对，发现初版并无《国语明道本考异》，可以确认《国语基本丛书》本《国语》后附《国语明道本考异》是建国之后新加上去的。职是之故，只能说《国语明道本考异》是1958年《国学基本丛书》本《国语》增附，而不能归到民国版《国学基本丛书》本《国语》的头上。整理前言中对该本的表述更为精确谨严。同样，归功于编辑老师的工作细致和认真负责。

1958年商务印书馆重印《国学基本丛书》本《国语》附汪远孙《考异》

耿相新说：“相对于作者角色而言，编辑是把关人、推广人、策划人，是内容规范者，是组织协调者。”“从书稿自身层面而言，在书稿的固化和社会化过程中，编辑也参与了作者式的智力劳动。”（《谈一谈编辑的角色定位》，氏著《出版四重奏》，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4年版，第297页）编辑老师在《国语校注本三种》整理本的编辑上，既起到了把关和内容规范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提供了“作者式的智力劳动”。以上所举崇文书局本和《国学基本丛书》本的例子，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1846年，在陈奂的襄助之下，《国语校注本三种》由振绮堂刻印行世。一百八十年后，《国语校注本三种》整理本在编辑老师的把关下，由与振绮堂旧址隔湖相望的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整理者虽然下了一定功夫，由于水平有限，错讹在所难免，祈请四方俊彦不吝指正！同时，也希望《国语校注本三种》整理本的出版，可以助力《国语》研究、钱塘汪氏研究及相关研究。

《国语校注本三种》，（清）汪远孙著，郭万青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12月

郭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