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周天勇

周天勇 

一、改革落实不到位，不可能再有中高速度增长

　　关于中国“十五五”及未来十年经济增速的测算，大致推算在2.5%上下。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基于供需混合增长模型测算，供给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行压力较大，需求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货物出口等增长不确定性很大，2026–2030年和2031–2035年的GDP增速预计分别为2.48%和2.42%。因此，若无全要素生产率由负转正、居民消费需求扩张等强劲动力，未来经济增长很难达到4%及以上。

　　新质生产力中，有些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有些也可能形成下行压力。一方面，近年来各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普遍呈下降趋势，中国也不例外；另一方面，部分新质生产力（如AI与平台经济）会替代劳动、资本和土地房屋，形成一种大规模“节约工资、利润、折旧和地租等增加值”的新经济模式，可能对经济增长带来收缩性压力。

二、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增长奇迹

与上图对应改革与增长的因果关系：

• 1978–1980年间，农村推行土地联产承包和发展社队企业等一系列改革，推动1978年经济增长达11.7%，期间平均增速为9.03%；

• 1982–1988年间，纠正对个体经济大户的整治、允许个体经济发展，推进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改革，设立经济特区，推动1984年经济增长达15.2%，期间平均增速为11.46%；

• 1992–1997年间，平息“姓社姓资”争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承认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组成部分，允许农村人口流动、改革国有企业，引进日韩及港澳台资本等，推动1992年经济增长达14.2%，期间平均增速为11.87%；

• 1999–2010年间，实行土地有偿出让、城镇住宅商品化、加入WTO吸引欧美跨国公司进入、进一步放开人口流动等改革开放措施，推动经济爬坡积累至2007年增长14.2%，期间平均增速为10.16%。

三、经济中高速增长，靠谱的只有推进市场化改革

　　体制是一种人为的制度安排。当原有体制影响产出和增长效率时，一些经济体便开展改革。可以说，体制改革本身也是人为设计的、旨在提高产出与增长效率的行动安排。因此，未来体制改革能带来多少经济增长，实际取决于对体制剩余结构与规模的估计，并通过仿真计算评估改革所能释放的增长潜力，在此基础上制定改革方案：明确战役时长、结构安排。而改革最终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果，则取决于遇到的阻力大小、执行力度强弱、任务完成程度以及改革落实的深度。

　　中国未来中高速增长仍具备可靠源泉：供给方面，计划行政导致的要素闲置、浪费和低效利用仍普遍且大规模存在；需求方面，虽然工业化进程已基本完成，但国内农村常住居民与城镇流动人口对工业化成果的分享仍处于中后期，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制约了其对工业产能的平衡。只要盘活生产要素和无价格土地房屋等剩余资源，提高居民收入，释放农村常住人口、城镇流动人口及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潜能，中国仍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四、温故而知新：惟有重大改革才能实现现代化

　　前文通过构建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历史核算模型，已展示每一次重大改革开放部署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性推动作用。在此总结如下：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提速，均源于改革放松体制束缚、释放巨额体制剩余、形成巨大生产力；二是每一次重大改革的部署与实施，都对经济增长形成爆发式冲击，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带动人均GDP迈上新台阶；三是每次重大改革所带来的高速增长动力均会边际递减，不存在一劳永逸的经济高增长；四是中国目前仍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进转轨的阶段，二元体制并存，受体制束缚的剩余资源与需求潜能仍然规模巨大。继续在供给与需求两侧推进改革，便可能像前四次一样，迎来新一轮爆发式经济增长，摆脱体制僵化导致的自然低速增长困境。

五、本文后记

　　学者与智库的责任在于，将经济规律、中国体制实际、增长的历史与未来，特别是改革所蕴含的强大生产力，科学且可靠地加以论证与阐述，并实实在在地提出建设性方案与对策。

　　2025年，笔者及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在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学理、云计算方法与数据模拟验证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将体制变量内生化并构建改革与经济增长模型，一直是经济学界的难题。笔者多年来，尤其是2025年，进展如下：

首先，以市场竞争配置比例分布、经济体生产效率标准状态为参照，对比计划行政配置比例分布、经济体生产效率扭曲状态，并结合无价格土地房屋允许交易与禁止交易的情形，理解体制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与生产状态的分布安排，并以此建立体制内生变量模型。笔者及团队的工作，实质上是解释了在广义技术进步（TFP）之外，由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生产率提升，以及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带来的财富增值。

　　国际上两大著名研究团队——亚洲生产率组织与格罗宁根大学，对中国1978–2010年间TFP年均增长率的计算结果分别为3.70%和0.82%，相差2.88%。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杨晓光教授对此作了介绍并提请我们关注。区别在于：前者通过生产力准备度指数外生地考虑了体制因素，未将体制变量内生化；后者则是在假定体制不变条件下计算TFP，未纳入体制变动因素。传统新古典增长模型（如索洛模型）将增长源泉分解为资本、劳动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但亚洲生产率组织将TFP视为外生残差，其背后的制度、技术、组织等驱动机制仍是一个黑箱。

　　笔者及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的研究，实际上内生地解释了亚洲生产率组织与格罗宁根大学之间那2.88%增长率差异的来源——即通过将体制变量内生化，分解并解释了改革引致体制变量正向变化所形成的增长动力。我们测算出体制改革带来的TFP增幅大约在3%左右。

　　因此，基于上述研究积累，笔者及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有一定底气，认为相关结论较为可靠，遂发表此文。

　　其次，笔者要特别感谢DEEPSEEK。囿于本人知识结构与团队规模，我们在DEEPSEEK工具上实现了将体制不变生产函数、三要素投入产出函数、生产外的资产增值等静态模型动态化，并求导构建增长模型，避免了板块间的交叉重复影响。

　　笔者正在撰写《中国渐进转轨经济学》，旨在将上述研究，尤其是中国改革历程如何实现制度经济学与数量方法结合，从数理逻辑上可靠地加以总结，并建立符合改革情境的未来经济增长预测框架。这一切，皆为了我们民族与国家经济的发展。

　　还要感谢DEEPSEEK与其他AI技术的支持，“供给-分配-需求”联立仿真系统及后续的“资产-货币-债务”联立仿真系统，其建模与计算速度加快、错误减少。实验室也希望通过AI平台优化前一仿真软件，并推进后一仿真系统的编程，形成大型运算平台。

　　欢迎各大数据公司、智库、高校、相关基金等机构与实验室合作，共同完善中国国民经济仿真系统与金融运行仿真系统的建设，携手为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繁荣、走出资产负债表修复困境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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