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南公园对面的琯后街巷弄里，白墙黛瓦的柔远驿至今犹存。明清时期，这里是琉球使节、商贾与“勤学生”的寓所和求学之地。这座建筑的存在，为考察中国与琉球之间一种特殊的知识传递模式提供了物质凭证。

与入读国子监的官费“官生”不同，琉球“勤学生”多由琉球王府派遣或自费来华，自主择师。除研习儒学外，他们还向“福州先生”学习历法、制糖、医术、冶铜、补唇术等实用技艺。“先生”作为行业之师的称谓，至今仍留存于闽南话、莆仙话等福建方言中。

明代来闽“勤学生”数量较少，清代为多，自清康熙二年（1663年）金正春使团来华起，至清光绪元年（1875年）日本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止，前后200多年间，琉球派到福建的“勤学生”数量应在1000人以上，其中大部分来自闽人聚居的久米村。这一规模表明，“勤学生”制度并非零星的文化接触，而是一种持续且灵活的跨海知识流动机制。

这种知识流动，何以能在缺乏官方强制力且面临行业技术保密惯例的背景下持续运转？旧时，行业大多有“传内不传外”的行规。然而，面对远道而来的琉球“勤学生”，“福州先生”大多打破惯例，倾囊相授。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琉球久米村人魏士哲随贡使来华，向福州医师黄会友学习补唇术。据《久米村系家谱》记载，黄会友家传补唇秘方，本恪守“一世一传，虽亲友不敢传之，是吾祖宗之遗令也”的祖训，终为魏士哲诚意所动，破例收徒。魏士哲“与黄先生结盟居住别馆，昼夜孜孜学之”，悉数得传。由《魏氏家谱》可知，魏士哲归国后，成功实施多例兔唇修补手术，并为天生豁口的王世孙尚益施术，使其三日痊愈。由此，魏士哲被晋升为紫金大夫，并被任命为高岭村地头。

《魏氏家谱》虽未明言黄会友破例的直接动因，但魏士哲的诚意与朝夕共处的交往，无疑是关键。技术知识的跨海转移，正赖于个体信任在既有行规的约束下打开例外通道。

破例授艺并非孤例。康熙年间，福建闽县画家谢天游就招收了两个特殊的学生——在琉球馆求学的琉球人璩自谦、查康信。谢天游的真传弟子孙亿延续师门传统，担任了琉球学生的“福州先生”，其招收的琉球弟子吴师虔后任琉球王府御用画师。

吴师虔本为璩自谦的弟子，受其影响，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与雍正四年（1726年）两度入闽学画。据《球阳》记载：“本国之人未知制造朱印色，自闽买来以供国用。吴师虔曾至福省学画绘法，并传授朱印色之法而归来。至于是年自制朱印色以备圣览。由是国中印色皆用其印色，竟不以寄买于闽而用焉。”吴师虔不仅研习绘画，还兼学朱印色制作之法，归国后广为传授，使琉球能够自产印色，不再依赖从福建购入。

谢天游、孙亿、吴师虔、殷元良，师徒授受皆依托琉球馆，但教学本身属民间师承。琉球学生数度来学，技术终能移植海外、自给自足。吴师虔的弟子殷元良后来也成为琉球名画家。时至今日，冲绳县立博物馆等地仍珍藏孙亿的《四季花鸟图卷》等画作，足见琉球对这位“福州先生”的尊重与传承。

“福州先生”与琉球“勤学生”之间，除技艺传授外，更形成了超越国界的文化认同与学术传承关系。程顺则，字宠文，琉球久米村人，“程氏盖为河南夫子之后焉”（《久米村系家谱·程氏家谱》）。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程顺则以“勤学生”身份留居福州四载，师从陈元辅、竺天植等士人。陈元辅，字昌其，福建三山人。《久米村系家谱》载时人评曰：“隐遁于世……其胸蕴四库之藏。”他对远道而来的琉球弟子关照备至，在《枕山楼诗集》中多次提及自己的琉球学生。诗集收录179首诗作，其中涉及琉球友人的多达41首，与程顺则相关的有10余首。《题程宠文立雪堂》一诗尤具代表性：“海东道统接南来，羡尔家声雪里开。旅邸有人披氅至，深深三尺拥江隈。琼川楼阁月如霜，疑是河南旧讲堂。一片青毡君故物，梅花犹傍雪间香。”（《中国琉球文献史料集成》）

诗中视琉球为中原儒学道统的东向延伸，“河南旧讲堂”“青毡故物”等典故意象将程顺则塑造为河洛学脉的继承者，体现了陈元辅对异国弟子的文化认同；“雪里开”“梅花傍雪香”则以意象收束，象征儒学精神在琉球的本土化扎根，远超出一般师生之谊。

尤为可贵的是，程顺则与其师陈元辅之间的情谊，并未因归国而止。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程顺则再次来闽：“己巳冬，余奉使抵闽，凡历三寒暑……请先生诗读之。”（《枕山楼课儿诗话·跋》）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捐资刊刻陈元辅的《枕山楼诗集》，卷首林潭序载程宠文“一日袖昌其诗，问序予曰：‘此师半生心血也，兹欲寿之梨枣。’此宠文所以捐赀授梓，欲为其师传不朽也”。

诗集最后的组诗《送程宠文归中山》其九有“枕山诗草委泥沙，独检焚余授枣梨”之句，陈元辅特别注明：“程子捐赀，为予刻诗。”陈元辅在《雪堂纪荣·跋》及《雪堂燕游草叙》中盛赞程顺则诗作“咏物之工，颂扬之美，兼而有之”“以真性情，为真文章，追太史工部风”，可见这位“福州先生”对琉球弟子的认可与器重。

学生为老师刻印文集，在明清士人中并不罕见，但琉球弟子程顺则为“福州先生”陈元辅捐资付梓，已超出寻常谢师之举，而是将师门学术传承内化为己任。

程顺则归国后深得琉球王府倚重，历任要职。他将从“福州先生”处所习之儒学，内化为琉球本土的教育实践。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他奏请琉球尚敬王设立明伦堂，以孔庙东西两房为校舍，招收王府及久米村子弟施教。明伦堂由此成为琉球最早的国立学校，也是传播儒学思想的教育中心。

据《久米村系家谱》记载，明伦堂建立了系统的教学管理制度：“以紫金大夫一员司教，每旬三、六、九日诣讲堂稽察诸生勤惰。”“于久米村内无论大夫、都通事及通用等中择文理精通者一人为讲解师。”“又择句读详明者一人为训诂师。”前来明伦堂求学者，除王府及久米村子弟外，也有来自琉球其他地区的学子，由此大大推动了儒家文化在琉球的传播。

程顺则所开创的崇儒重教之风，对琉球后世教育影响深远。嘉庆三年（1798年），琉球国王尚温下令设立“国学”及“乡学”，并明确规定：“无论名门与寒陋，如有积行勤学，为国宣猷者，则虽布衣子弟，我将举而用之。如或败检逾闲，不遵明训者，则虽贵族子孙，我将退而去焉。”这一不分出身、唯才是举的政策，正是程顺则所开创教育理念的延续与发展。而这一理念的源头，无疑可以追溯至他在福州所受的学术熏陶。

“福州先生”之所以会如此厚待琉球“勤学生”，甚至不惜打破行规也要倾囊相授，与闽人与琉球人的深厚渊源直接相关。周煌《琉球国志略》记载久米“旧有普门寺，又名普门地，皆洪武中赐闽人三十六姓。居之不他徙，故名唐营，亦称营中。后改唐荣，以村中贵者为总理唐荣司”。他们中“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贡谢之司；习海者授通事、总管，为指南之备”（《明神宗实录》）。后世“福州先生”对琉球“勤学生”的接纳，正是这一跨越数百年的文化传递传统的延续。

如今修缮一新的柔远驿中，仍可见魏士哲、程顺则、蔡大鼎等琉球“勤学生”的姓名，他们渡海求学、归国建设的事迹史籍记载清晰可考；而其师长黄会友、谢天游、陈元辅等“福州先生”，则多隐于琉球家谱记载之中，身份朴素、事迹少为人知。正是这些民间医师、儒师、画师，以破例之怀与无私之授，让中华文化在东海彼岸扎根，成为中琉千年文脉里不可或缺的摆渡人。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