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期间，戈亚尔与30多家日本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举行会谈，包括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瑞穗银行、野村证券、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日本开发银行等。印方表示，会谈主要围绕扩大投资、增强供应链韧性、推进技术合作以及拓展两国企业合作展开。半导体是此次招商的重要方向。戈亚尔强调，印度希望建立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生态，到2032年半导体需求规模预计将达到1500亿美元，并围绕芯片设计、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制造、封装测试、研发以及人才培养等六个支柱推进产业发展。印度希望将本国年轻且技术娴熟的人才，与日本在技术、工程和制造领域的优势结合起来。

日本方面确实对印度市场抱有期待。印度《商业标准报》称，日本是印度重要的外国投资来源国。印度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局（DPIIT）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印度自2000年以来累计吸收日本直接投资481.4亿美元。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2025年度海外直接投资调查显示，在338家受访日本制造业企业中，209家将印度列为未来3年最有前景的业务拓展国家，得票率达到61.8%，远高于美国的28.1%和越南的25.1%。JBIC称，日本企业最看重的是印度本土市场未来的增长潜力。特别是在印度政府大力扶持的半导体、电力基础设施等领域，印度在电机电子行业的得票率高达75.6%。

从日本政府层面看，对印度的重视也在制度化。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4月1日宣布，在西南亚部门下新设“日印经济室”，目的就是进一步推动日本企业扩大对印度的业务和投资，并深化两国在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

日本对印度的期待与自身增长空间收窄有关。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影响力基金创始人金达尔认为，日本人口持续减少，国内需求乃至市场本身都在收缩。与此同时，美国市场面临关税和激烈竞争，而东南亚单一国家的市场规模又相对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正在成为日本企业寻求长期增长的重要市场。

日企担心“行政迷宫”

不过，“看好”与真正大规模进入之间仍存在明显落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今年3月公布的资料显示，截至2024年10月，在印度经营的日企为1434家，虽然比上年增加35家，却仍低于2020年的1455家。也就是说，新进入的日本企业并没有出现爆发式增长。

与东盟国家相比，这一差距更加明显。同期数据显示，泰国有6083家日企，越南有2543家，马来西亚有1643家。JETRO称，考虑到印度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日本企业在印度的发展仍处于“发展阶段”。截至2024年底，日本对印度直接投资余额约5.82万亿日元，而对泰国则为11.81万亿日元。而且日本对印度的投资仍高度集中于制造业，其中运输机械一项就占33.9%。

数据背后的事实是，对日本企业而言，进入这个巨大的市场并不算容易。

印度《第一邮报》称，日本金融机构希望印度进一步简化利润汇回流程，改善进入印度资本市场的渠道，同时提高监管政策的可预测性。因为汇率波动以及监管和政策变化，也会影响企业短期投资决策。这些问题并不只困扰大型金融机构，在印度经营的日本企业以及其他外国企业同样面临多层监管带来的复杂性。

印度FLAME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安维莎·巴苏告诉《第一邮报》，JBIC将印度列为最具潜力的海外投资目的地，并不意味着资本流入一定会同步增加。监管变化、资本流动和合规要求方面的担忧，仍然是影响长期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尤其可能增加日本中小企业进入印度市场的成本。

报道称，在日本生活和工作近30年、后来在印度创业的美国企业家史蒂夫·比丁格认为，印度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缺乏商业机会，而是获取这些机会的过程过于复杂。他说，对于一家日本企业而言，进入印度后需要同时应对公司法、外商投资和外汇管理规则、税收和商品及服务税、银行业务，以及不同地方政府的要求。“这些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统筹兼顾所有方面，而且有时不同部门甚至会给出不同的解释。”

比丁格认为，对日本企业来说，“清晰性和可预测性”与简化手续同样重要。印度商业活动本身节奏很快，但部分行政程序却可能十分缓慢，两者之间形成明显反差。

在资本市场方面，日本金融机构也提出了更具体的诉求。据印度《金融快报》报道，一些资本市场上的买卖操作，例如股票回购、减资以及二次股权出售，往往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监管审批，并可能面临估值审查以及印度储备银行关于转让定价等方面的要求。对日本长期资金而言，印度债券市场本身具有吸引力，但现有外资持债限制、期限和行业集中度限制，对日本资本又构成了一大障碍。

一方面，日本资本越来越希望进入印度；但另一方面，印度现有的监管体系又让资本在进入时趋于谨慎。

印度开始“对症下药”，能否打消日企疑虑

印度政府显然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开始通过政策调整向日企释放信号。

《商业标准报》称，戈亚尔此次访日期间承诺，印度商业和工业部将制定新的框架，以简化合规和监管要求，包括企业高度关注的印度标准局（BIS）认证程序，从而改善东京电子等高科技企业在印度投资和生产的营商环境。

印度近期已经放宽了电子商务企业的FDI（外国直接投资）规定，同时正在推动建立更加具有可预测性的FDI政策，并可能推出更新版双边投资协定（BIT）。

印度急于改善投资环境，也与其FDI流入放缓有关。《商业标准报》数据显示，印度FDI流入已从2020—2021财年至2022—2023财年的年均约400亿美元，降至2025—2026财年的69.5亿美元。

印度新闻网站Japan Calling报道称，政府代表团访问往往能掀起热潮，却也同样容易让热潮消退。戈亚尔本人在美国付费订阅内容平台Substack的帖子中也表达了谨慎态度，他表示，“真正的考验在于后续行动。”这250多场企业会谈究竟是能转化为签署的合资协议和实际到位的投资，还是会陷入“先发表热情洋溢的声明，随后数年陷入沉寂”这一老套模式，只有在未来几年才能见分晓。此前，印度和日本也曾设定过雄心勃勃的投资目标，但并非总能如期实现；尤其是半导体生态系统的构建，在第一颗芯片下线之前，往往需要经历长达数年的基础设施建设。

与此同时，在争夺日本新增投资方面，印度还必须面对拥有成熟日企产业链的东盟国家。日本企业经过数十年经营，早已在泰国等东盟国家建立起成熟的供应链和经营网络。而印度国土面积大，产业集群分散在北部、西部和南部，企业很难依靠一个据点覆盖全国，多据点经营进一步增加了投资成本和管理难度。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智库首席专家万喆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印度确实已经开始在一些领域作出调整，例如简化高科技企业的认证和审批程序，并在部分地区推动“一站式”服务，这些措施有助于降低企业进入成本；但在汇率管理、资本回流及司法效率等更基础性制度问题上，短期内很难实现根本性改变。

万喆认为，资本终究是趋利的，地缘安全的政治口号无法替代商业回报。印度已经成功让日本企业相信“这里有机会”，下一步需要证明的，则是“这里的机会可以被稳定、可预期地实现”。而这或许是决定10万亿日元投资目标最终能否从一份雄心勃勃的计划，变成“真金白银”的关键。比10万亿日元目标能否实现更值得关注的是，有多少日本企业能真正进入印度市场并长期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