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日报）

□ 本报记者 陈月飞 顾敏 卢晓琳 倪方方

严禁父母放任孩子夜不归宿、离家出走、泡电竞酒店、追逐飙车、欺凌同学……《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正在修订中。修订草案拟大幅扩充监护人“不可为”清单，让父母等监护人责任更明确。

记者注意到，配套罚则的修订比较审慎。针对近年来一些监护人失职导致孩子受到伤害的案例，有人呼吁应加大对“不称职父母”的处罚力度，但也有人认为罚得太重可能割裂亲情。“保护未成年人”与“不过度追责”二者之间如何找到新平衡？制度设计面临哪些新挑战？如何将纸面禁令转化为保护的刚性机制？

保护不力，家长难辞其咎却难追其责

家庭是未成年人的第一港湾。然而，本该守护孩子的家庭，有时却成了纵容、伤害、滋生侵害的“最隐秘角落”。

以网络保护为例，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均明确规定，监护人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教育、引导和监督，但省人大社会委在一项专题调研中发现，监护人往往不能依法履责，要么过度放任，要么简单粗暴禁止，有的甚至自身就沉迷网络。“特别是一些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的实际照护人多为老年人，有的为了便于管教，主动提供手机让未成年人长时间使用。”

监护人履责不力，就需要外部力量介入。2024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共制发督促监护令2000余份，开展家庭教育指导9400余人次。“督促监护令主要针对监护缺失、监护不当和监护侵害三类问题。”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分析背后原因，由于父母外出务工、离异或因其他原因长期缺位，导致留守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得不到有效照料和教育，以及监护人管教不严、教育方式失当，或放任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不良交友，对其不良行为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个别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严重损害孩子身心健康，这也是发出督促监护令的原因之一。

在常熟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翟艳伟办公室里，堆积的卷宗背后，是一个个被监护失职阴影笼罩的未成年人。案件类型并不复杂：盗窃、寻衅滋事、性侵被害、暑期溺亡……多指向同一个沉重命题：本应是孩子最坚实庇护的家庭，却成了放任危险发生甚至直接伤害孩子的地方。

“这些案件背后大多有父母监护不到位的问题。针对父母失职，法律层面认定却困难重重。”翟艳伟坦言，认定核心在于审查父母是否“明知或应当知道”危害后果却消极不作为，但“我们很难证实父母确实看到了危险、能够预见后果却故意不阻止”。所以，以刑事责任追究失职家长的情形极为罕见。

除了认定难，手段缺乏也是常常遇到的困境之一。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苏州众合社会工作事务所总干事金笛，提起一个儿童精神障碍干预的典型案例，至今遗憾：老师发现学生有抑郁、自残行为，医院确诊其需要住院，但家长坚持不签字、不送医。由于我国没有强制医疗的法律依据，学校、社工都无权将其强制送医。他认为，如果有第三方能介入评估、追究监护人责任、保障就医治疗、后续社区康复支持的联动机制，很多悲剧可以避免。

法定干预手段难起效，裁判处罚极为审慎

今年上半年，常熟法院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300多份，基本覆盖所有涉未成年人案件，但效果因案而异。在一起离婚案件中，一名高中女生被卷入父母的长期纠纷，孩子身上已出现自残迹象。法院不仅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还联合当地教育局、社工和心理咨询师共同介入，对父母和孩子开展同步辅导。最终案件调解离婚，孩子由母亲抚养，约一个月后回访，女孩已正常返校。

但总体看，法律为监护人失职列出的一系列干预手段，诸如训诫、制止、家庭教育指导等，执行效果往往不佳。“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刚性约束。”翟艳伟坦言，指导令发出后，如果父母拒不履行，法院是没有后续强制手段的，甚至组织上课有时都有近三分之一的家长以工作忙等理由推托不来。

检察院这一端也会遇到类似尴尬。“家长推托不来，执行效果就会打折扣。”淮安市洪泽区检察院未检部门负责人李晶莹坦言，监护人如果消极应付，检察机关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对其进行处罚或强制执行。再者，当监护人拒不履行时，制度上也缺乏从提醒到惩戒的传导链条。

“说了不听、管了没用”，也是未保工作者经常陷入的困境。“家长不配合、不参与，归根到底大部分家长不认为自己有错，甚至有人认为用器具粗暴管教孩子是‘天经地义’。其实什么是管教、什么是家暴，在家庭内部仍是一个模糊地带，缺乏清晰界定。”金笛表示。

不仅外部干预对监护人办法不多，甚至目睹侵害发生有时也无能为力。“在一些国家的少年司法系统里，未保社工经常作为原告起诉，但我们目前没有这个渠道。”金笛说，当监护人严重不履行监护职责时，近亲属、儿童保护机构是否有明确权利起诉，大家普遍感到困惑。

这种无力感同样存在于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中。记者了解到，某县区真正进入司法程序的撤销或变更监护权案件，每年仅一两件。法官对此类裁判极为审慎，需考虑日常管理频率、物质支出、社区与邻里调查等因素，形成综合判断。但何种程度的疏于监护，才会让父母失去抚养权？一个典型情形是：年轻的抚养人为外出工作或开始新的感情，将孩子常年扔给老家父母，一年半载不看望、不给生活费，长期不履行监管义务。这种情况下，另一方提出变更抚养关系，才可能获得支持。但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

也有许多未保一线法律人告诉记者，目前这种情况有其制度渊源。因涉少案件核心原则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最大化”，司法亦需有温度，不能因为要保护孩子而完全割裂亲情。

“监护权区别于普通行政监管关系，核心底色是亲权修复，立法应优先追求挽救孩子、修复亲子关系。直接处以罚款、拘留极易激化家庭矛盾，将让未成年人彻底失去家庭依托。”太仓市人民检察院未检部门检察官张金芝表示。

“亲权”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如何更好平衡

“亲权”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孰轻孰重，往往很难权衡。面对家庭监护失灵，公权力应如何介入，才能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不僭越权力的边界？

许多一线工作人员认为，未保核心不在罚，而在防。“单纯追责没办法治本。”在翟艳伟看来，许多监护失职问题的本质，是一个社会综合性难题。

常熟推动成立“虞心之家”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品牌，从心理辅导、前端干预入手，希望从源头上减少问题发生。许多受访者也建议，继续强化家庭教育相关制度设计。张金芝建议，搭建家庭教育信息化共享服务平台，实现检察、公安、村居、妇联数据互通，未检部门可一键调取跟踪。推行分级监护干预台账，比如轻微失职推送社区柔性帮扶，中度失职训诫+强制家庭教育，重度侵害直接衔接撤销监护权、刑事立案监督。省司法厅立法承办人提出，解决父母怠于监护的根本问题，地方立法重点可放在完善部门协同、信息共享和社会支持服务上，建立长期的家庭教育支持网络和心理疏导机制，帮助监护人真正提升责任意识与监护能力。

省人大社会委审议修订草案后，就加强主动干预和前置性预防提出建议，认为应健全监护能力评估、监护干预与帮扶机制，对监护能力不足的监护人，政府相关部门、村委会或居委会应当主动干预，并建议增加相应条款，规定有关部门应建立健全监护能力评估标准和规范，根据需要开展评估工作。评估结果作为监护能力认定、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监护干预和帮扶、撤销或恢复监护人监护资格的参考依据，推动筑牢家庭保护第一道防线。

但现实中，总有一些极端情况甚至个别突破社会底线的问题出现。“一些存在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家庭，仅仅对监护人进行劝解、制止、训诫是不够的。”有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应完善监护干预的司法衔接，对多次监护失职、经督导仍不改正的，应依法启动临时监护评估、监护权撤销等程序。

这些都需要一线去落实。从预防、监管和督导相结合的角度，金笛提出，修订草案对公检法司的职责规定更加明确，考虑到公安部门常常是未保工作最前沿的接触力量，现实中职能却分散在治安、人口管理等条线，或可在基层公安设立“少年警务”机构、建强专业化队伍，强化训诫、帮教等环节的专业支撑。针对不配合的家长，可落地阶梯式、有实际约束力的措施，如经济处罚、征信惩戒、强制亲职教育等。

“监护难题的破解，不是一部条例修订就能毕其功于一役的。”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爱武说，省级立法受限于上位法框架，无法突破增设权利义务约束，更多是作出补充性、实施性细化。要让这些制度设计真正落地，还需各相关部门和单位拿出更具操作性的配套政策，在实践中探索创新，进而反哺制度本身的完善。

“希望能将此次修订作为撬动整个制度体系的支点，真正推动公安、教育、民政、妇联、司法和社会工作力量协同联动，构建起从发现、报告、干预到长期支持的全链条、刚柔并济的保护体系。”金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