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斌

　　转眼间，新学年又即将开启。数月前刚参加高考、如愿以偿跨入心仪高校的莘莘学子，喜悦与激动洋溢在青春、朝气的脸上。走进陌生的校园，看到崭新的校徽，人生也将掀开新的一页……说起校徽，上世纪初，许多在思想、建筑、文学领域声誉卓著的知名人士，都曾涉足其中，参与大学校徽的设计。

　　创设视觉语法：

　　鲁迅设计北大校徽

　　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积极倡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精神。然而，此时建校近20年的北大还没有自己的校徽。蔡元培便委托同乡和旧部、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的鲁迅，为北大设计校徽。鲁迅当时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展览等事务，并且长期搜集碑帖、画像、瓦当等古代美术资料，在美术鉴赏和图案设计方面颇有造诣。

　　据《鲁迅日记》记载，这年7月31日下午，鲁迅曾“同齐寿山、许季上往大学访蔡先生”，但此次会面所谈内容已无从确知。一周后的8月7日，鲁迅写信给蔡元培，寄去了他设计的校徽图案，这一图案随后被北京大学采用。

　　鲁迅设计的校徽整体形似中国传统瓦当和印章，以圆形为外廓，主体图样采用经过变化的篆体“北”“大”二字，上下排列并居中。“北”字形成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形，“大”字形成正面站立的一个人形。校徽整体沉稳厚重，朴拙大气，构成“一人背负二人”“三人叠构”之势。

　　关于这一图案的含义，后人主要有“三人成众”“民族脊梁”和“师生托举”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它寓意众人合力办学；有人从中看到北大人肩负民族重任的脊梁形象；也有人将下方的“大”字理解为教师，将上方的“北”字理解为站在教师肩上的学生。北京大学官方则将三个人形解释为学校乃育人之所。

　　这枚饱含文人风骨、历经岁月沉淀的北大校徽，是中国现代大学较早且影响深远的校徽设计之一。此后，篆体文字与圆形外廓的组合，成为不少中国大学校徽经常采用的设计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为中国的大学校徽创设了一种具有民族形式的视觉语法。

　　20世纪80年代，北大在鲁迅设计的标志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发展，校内教师在外圈增加了英文校名和建校时间，并出现了蓝、红、黄等不同颜色及版式。

　　2007年3月，北京大学正式发布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对校徽的图形、比例和色彩加以统一规范，并确定“北大红”为标准色。如今，校徽的外圈虽然增 加了英文校名“PEKING UNIVERSITY”和建校年份“1898”，其核心部分的瓦当形制与篆体“北大”二字，依旧保留着鲁迅当年设计的基本面貌。

　　意取“白山黑水”：

　　林徽因设计东北大学校徽

　　位于沈阳的东北大学创建于1923年4月26日。这年9月，梁思成负责建筑系的筹建并担任系主任，林徽因于次年3月到校，主要教授美学和建筑设计。

　　东北大学在1923年创办后便组织人员着手设计、制作校徽。1926年冬，一枚景泰蓝校徽制作完成，并发给学生佩戴。1929年，东北大学设奖征集新的校徽图案。时年25岁的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

　　林徽因设计的新校徽整体呈圆形，由中心圆和外围图案构成。中心圆内书写校训“知行合一”四个古体字，外围配以近似宝相花的四瓣莲花纹饰，显得典雅肃穆、稳重庄严。

　　中心圆外的上半部为环形构图，正中是《易经》八卦中的艮卦符号，艮在八卦方位中代表东北，其两侧各有两个古体字，共同组成“东北大学”校名。下半部则是“白山黑水”图案，以长白山和黑龙江代表中国东北地区；白山两侧分别绘有熊和狼，隔山相望。

　　东北大学后来的校史阐释认为，这一图案意在表现列强环伺、时局危急，寄寓着东北大学保卫、开发、建设东北并警惕帝国主义侵略的使命。白山之下水波奔涌，山在上、水在下的布局，也使人联想到《周易》上艮下坎的蒙卦，以及“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的卦象。

　　林徽因设计的校徽融合了中国古文字、八卦、山水和莲花等传统图形，古朴大气，庄重凝练，文化意蕴丰厚，地域特色鲜明，民族风格浓郁。它不仅展示了她的图案设计能力和美学功底，也折射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流亡北平。1933年，学校又一次征集校徽，采用了夏雨田设计的图案。林徽因设计的1929年版校徽虽然没有一直沿用下来，其“白山黑水”的核心意象却成为东北大学此后重要的视觉标志。

　　富有金石之味：

　　闻一多主持设计武大校徽

　　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筹建“国立武汉大学”。闻一多受邀就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还参与了新校址的筹建和命名，以其诗意文心，提议将新校址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更名为“珞珈山”。

　　“珞”“珈”二字均从玉，“珞珈”不仅与“罗家”谐音，而且典雅隽永。后来，美学家刘纲纪又将其诠释为“珞珞如石，光辉如玉”，既有石的坚韧，也有玉的光辉。“珞珈山”由此成为武汉大学的别称和精神符号。

　　1930年，武汉大学公开征集校旗、校徽、校歌，并推举闻一多等人会商、拟制后报校务会议审定。闻一多离开武汉大学后，学校继续在此前设计工作的基础上推进校徽的制定。

　　1931年4月24日，武汉大学讨论通过“校徽校旗案”，决定校徽只用“武大”二字，不写其他文字；至于字体、形式和颜色，则交由刘博平、王抚五等人继续拟定，再报校务会议审定。其后逐渐形成了以篆体“武大”二字为主体、红底白字的校徽图案。这枚校徽可以说是在闻一多早期主持的设计工作基础上，经校务会议和多人共同完善而成。

　　留存下来的武汉大学早期徽章，以经过变化的篆体“武”“大”二字为主体，二字上下叠置，置于圆形底面；有的实物外缘另作多瓣形轮廓。早期徽章在形制和配色上并不完全相同。“武大”二字的篆书笔画经过修细，显得清新飘逸；横向笔画尽量向左右延伸、分疏，避免了头重脚轻之感，也增添了金石意味。

　　闻一多早年赴美国留学，主修美术，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美术训练。由他主持的早期校徽设计，将圆转的篆书字体与庄重典雅的中国印信形式融为一体，其构图思路与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颇有异曲同工之趣。

　　如果借用闻一多倡导的“三美”诗学来观察，这枚校徽也可使人联想到字形修长、章法均齐的建筑美，笔画粗细、节奏疏密的音乐美，以及红白相间、线条圆转的绘画美。

　　这一“武大”字样的设计与闻一多集诗人、画家、学者于一身的多重身份颇为契合，既体现出他对汉字结构的精细把握，也带有诗人与美术家的双重气质。

　　鲁迅、林徽因、闻一多参与设计的这些大学校徽，都注重从中国文字、印信、山川和传统纹样中汲取灵感。方寸之间，既有设计者各自的审美追求，也寄托着他们对大学精神的理解，为中国大学留下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视觉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