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AI Agent（智能体）、3个员工、2家公司，主要切入欧洲人到中国自由行的细分市场——这是90后创业者严心荷的OPC（One Person Company，意为“一人公司”——记者注）的主营业务。曾在国外工作的她发现欧洲人假期多，很多年轻人想来中国背包游，但语言沟通是个问题。

严心荷从中看到商机，她和小伙伴用AI完成市场调研，做了产品小样，自己则专注于判断市场产品的可行性。他们团队还在4周内搭建了一个泰国清迈花茶调味的AI数据库，后以45万美元卖出。

几年实践下来，严心荷总结：“OPC的好处在于，如果发现商业模型失败，立马换，我们给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最长一个半月。”产品跑通后还要落地，与其他平台或机构链接，所以她认为OPC不是个体，而是一个“生态系统”。

眼下，像严心荷一样的OPC创业者越来越多。中关村人才协会发布的《中国OPC发展趋势报告（2025-2030年）》显示，截至2025年6月，全国OPC数量已突破1600万。当AI将创业门槛大大降低，启动资金和运营成本“趋近于零”，传统的组织形态与社会治理框架正面临挑战。

近日，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举办了一场题为“超级个体的崛起：技术如何重塑组织边界与社会治理”的论坛。高校学者、企业管理者、创业者和政策研究者，围绕OPC的产生和发展，从技术基础、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探讨。

氪星创服推出了北京市首个人工智能OPC专项服务计划，其董事长兼CEO董博表示，从去年12月发布计划到现在，已有将近500家申报主体，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产品清晰、具备成长性。

董博认为，OPC的界定“强调人工智能，因为在10年前的移动互联网创业时代，一人创业也很多。”他总结出OPC发展趋势：第一，OPC是当前青年创业就业的新范式；第二，OPC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方式之一，它让很多原本不属于某个行业的群体能够通过AI介入；第三，OPC可以进行颠覆性技术探索。他举例说，在今年3月“中关村北纬龙虾大赛”上，一名北京初中二年级学生夺得第一，抱走数十万元奖金，“充分体现了AI带来的学科跨界和学历平权”。

OPC的出现让创业成本降低、人效指数提升，让无障碍本地产品触达全球市场，具有显著社会价值。董博了解到，很多年轻创业者希望工作生活平静自由，“所以OPC又有‘小而美’的特点。”

现实中，OPC的机遇和困境并存。

“我不一定懂法律，但可以有法律助手帮我审核起草合同；我不一定懂财务，但可以有财务助手帮我分析财务报表。似乎AI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被打通了。”论坛执行主席、清华大学长聘副教授王宏宁谈到，现在大模型预训练后似乎可以替代很多专业人士，让一个人成为“超级个体”，“当个人的能力被无限放大，责任与风险是不是也会随之被放大？”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讲席教授李宁认为，AI对组织最大的冲击就是岗位——在一个组织机构中，3类任务会重新组合：AI可端到端完成的“自动化任务”、需要人机协作的“增强性任务”，以及AI尚无法胜任的任务。“以前人和知识不可分离，现在人和知识是可以分离的。”李宁说。

有人提出，当“个体就是公司”，原来由公司这个组织层层承担的所有责任——合规、合同、质量、税务——都转移到个人身上，风险随之而来；当OPC通过AI把局部需求链接到全球，风险随之扩大。那么，OPC的边界在哪里，风险又该由谁来承担？

OPC实践者、恋恋口语创始人刁明达描述了一个“翻车现场”：海外商务场景下，AI抓取的企业列表并不符合定位，AI生成的邮件缺少关键信息；更糟的是，对方已经表达了合作意向，AI却没有给出“真诚的答复”，合作告吹。

“不能把所有东西都交给AI执行。”刁明达表示，大模型会出现幻觉，应该“先装刹车再踩油门”，即在对外触达、商务承诺、敏感数据调用等方面，由人最终拍板。

如何让使用AI从事大量人工劳动的OPC扛住风险、降低影响，应对极端情况？“制度供给”是与会嘉宾给出的建议：一是建立OPC主体的识别与分类管理制度，避免用“看营业面积、看社保人数”的传统方式误判这类新型生产单元；二是从“给场地给工位”升级为“补场景补服务”，让每个城市真正长出自己的垂类生态。

面对OPC这一新兴创新单元，各地都在抢抓机遇。最新发布的《2026年中国一人公司（OPC）调研报告》显示，截至今年5月，全国已有20个省（区、市）对OPC这一新业态进行布局，发布106项专项政策、行动计划及配套措施，如共享办公空间、行政便利、资源对接等。

“合肥的AI短剧，苏州的数字文化，杭州的电商……全国那么多城市，不可能大家都做同样的（业态）。”一名高校教师建议，政府要从“做房东”转向“做垂类的深度运营”——去年苏州、杭州、深圳等地提出“给房子、给算力券”，这一阶段已经过去，现在要形成各自的垂类生态。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