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昭

电影与电视剧导演跨界创作，在世界影视史上并不鲜见，却总能引发关注。观众既期待从作品中获得高水准的视听体验，也希望在新体裁中看到别样表达。这也是《得闲谨制》在2025年贺岁档影片夹击之下，凭预售和点映便拿下1.8亿元票房的原因。

然而，《得闲谨制》登陆大银幕后，口碑出现明显分化。豆瓣6.9分与猫眼9.7分的评分差异，让“闹剧”与“神作”成为对该片的两极评价。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口碑分歧？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

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节点上，《得闲谨制》走出了与《无名》《731》等影片不同的创作路径。梳理中国抗战电影的发展历程，能够提炼出两条清晰的创作脉络：其一为正剧式严肃书写，这类创作始终恪守忠于史实、客观呈现的准则，即便在当下，相关作品多作为影像史料留存纪念，其庄重不苟的创作初心也从未动摇；其二为戏谑风娱乐化解构，创作者以调侃、讽刺、荒诞的手法拆解宏大战争叙事，融入黑色幽默与反英雄的表达内核，叙事层面聚焦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借市井智慧消解战争暴力的残酷感，视听层面则凭借夸张表演、方言对白、黑白影调等元素，构建出“含泪的笑”的叙事氛围。

显然，孔笙的《得闲谨制》延续了戏谑抗战电影的创作脉络，但与《鬼子来了》《举起手来》等风格鲜明的作品不同，该片选择了一条折中路径——既非纯粹的严肃抗战表达，又刻意弱化了喜剧效果。这种表达手法的暧昧性，导致情绪上的悬置：既无传统抗战片的悲壮肃正之感，也缺乏娱乐化作品的情绪宣泄点，将观众置于严肃性与喜剧性之间的尴尬地带。若将抗战电影的两种传统概括为“哭”与“笑”，《得闲谨制》传递的则是一种“哭笑不得”的复杂感受。

荒诞被不少观众视为该片特色，但文艺领域的荒诞创作，核心是通过看似无意义的叙事引发深度反思。《得闲谨制》脱胎于石牌保卫战的历史背景，又恰逢抗战纪念的庄重年份，这让影片难以完全脱离史实束缚、复制纯粹的搞笑模式，同时又试图在严肃叙事中寻求差异化表达，最终成为一部风格暧昧的作品。

这种暧昧不仅源于创作定位的纠结，更体现在内容与意象建构的模糊性。电影与电视剧的核心差异之一，在于电影需在有限时长内完成高密度叙事，既要建立清晰的符号系统便于观众解读，又要将隐含信息融入场景与情境之中。孔笙对此有一定把握，影片刻意设置了羊、鹅、猪等动物意象，反复强调“家”与“死”的主题，但这些符号的呈现不够清晰：羊、鹅、猪仅为家的附属意象，还是另有隐喻？莫得闲的妻子夏橙提及莫得闲的“已死”之心，却未给出铺垫，仅能通过回忆片段推测；“得闲谨制”是指向人物的工匠精神，还是创作团队的自我隐喻？这种模糊性虽带来多元阐释空间，却也容易引发理解分歧。

影片的另一问题出在形式与节奏的把控上。制作方以“胶片拍摄黑白默片作为过渡”为宣传点，但其形式并未与叙事、思想深度形成有效契合——开篇默片仅用于交代“学生兵”身份，为后续撤退情节铺垫，功能有限却刻意强化形式感。后续穿插的黑白片段意义各异，除莫得闲对南京大屠杀的回忆具有叙事必要性外，其余闪回片段的插入略显突兀，反而破坏了叙事流畅性，产生离间效应。

叙事节奏更凸显出电视剧创作思维的影响。影片大部分篇幅围绕“看不见敌人”的撤退展开，直至结尾才迎来人物觉醒与对抗场景。长时间的铺垫与短暂的高潮形成强烈反差，人物的英雄化转变缺乏连贯的蜕变过程，情感衔接略显断裂。若能紧扣“得闲谨制”的核心，强化民间智慧在对抗中的体现，或许能让风格更统一。

回到影片的评分争议，孔笙在电影叙事上的短板固然是口碑分化的原因之一，但更深层的是资深影迷与普通观众的审美差异——前者更关注影像语言与表达深度，后者更看重叙事流畅度与情绪共鸣。这场争议的意义，早已超越影片本身的评分，折射出观众对战争历史的关注，以及不同群体的审美取向，最终沉淀为关于历史反思与生存哲学的持久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