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嘉兴日报）

转自：嘉兴日报

　　■陈广江

　　前不久，上海一名教师因在直播时与一名家长意见相左、发生争执，竟遭到持续举报，被拖入长达一个月的调查程序，直至校方最终认定举报的问题不成立。投诉举报本是为保障教育公平、规范学校办学行为、维护师生合法权益而设立的制度，但当无理举报取代沟通，一些教师便陷入了“不敢管、不想管”的职业困境。

　　现实中，投诉的泛化已经超出合理监督的边界。教师向家长反映孩子上课不听讲，会被投诉为“针对孩子”；家长深夜发信息，老师未能及时回复会被投诉为“未获重视”；教师和学生说话时不能双手叉腰或抱臂，以免被投诉为“不尊重学生”；教师叫学生到办公室谈话，不能自己坐着而让学生站着，以免被学生理解为罚站……正常教学管理动辄被举报，教育便从育人沦为被动应付。

　　事实上，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投诉本身，而在于很多投诉严重失实。一所县级高中梳理近年来的投诉台账，实质性有效合规投诉仅占5%，绝大多数都属于认知偏差类举报和无依据恶意举报。这意味着，学校和教育部门不得不将大量精力耗费在无效投诉上。一名教师自证清白往往需要好几天，这些时间和精力本应用于备课、教研和学生辅导，却被迫消耗在反复撰写说明、配合核查谈话之中。

　　更令人深思的是，晚自习严查纪律、放学后无偿辅导、公平处理矛盾等正常履职行为，恰恰是教师被投诉的高发区，反倒是那些“佛系躺平”、对学生不管不问的老师得以“零投诉”。这种“逆向选择”正在瓦解教师队伍的职业尊严和责任心。

　　有专家建议，学校可成立专门的法治委员会，由校领导、教师代表、家长代表、教育专家、法律专业人士共同组成，对家长的投诉、举报进行研判，对于缺乏事实依据的举报，应公开回应“不予受理”。这一建议的可取之处在于，将投诉的甄别权从简单的行政回应中剥离出来，赋予其专业性和公正性。

　　堵住无理投诉的通道，也要疏通合理沟通的渠道。投诉举报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要回归制度设计的初衷。对于教师体罚、食品安全、校园欺凌等损害学生权益的问题，投诉举报制度必须有力有效；但对于教育理念分歧、管理方式差异等正常范畴内的争论，应当鼓励家校之间直接对话，化解矛盾和误会。家长需要意识到，动辄投诉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激化矛盾，最终损害的是孩子的成长环境。

　　教育的品质取决于教师能否安心从教，一个时刻准备自证清白的教师，很难有充沛的精力去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长；一个唯恐被投诉而不敢正常管教学生的教师，很难履行教书育人的基本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