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园

2025年，诗人程相申的诗集《另一种月光》正式出版发行。时隔数月，他又携新诗集《时间的火焰》现身于大众眼前。两本诗集的接连出版是他多年写作的沉淀，也是对其笔耕不辍最好的回馈和肯定。

如果说《另一种月光》是基于现实生活场域、遥远故土家乡的空间铺展，那么《时间的火焰》则是基于时间维度的指涉和推衍，这里的火焰既指向物理空间中的燃烧本身，也涵纳着燃烧之后的灰烬和余温。当然，月光与火焰这二者之间也并非单向性的承接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更具张力的意象对位。从某些层面上来看，月光照亮空间，火焰于空间中呈示出时间的形貌和样态；月光将过往生活中的情绪凝注成静物，而火焰则将当下的现实生命形态燃烧为可供感知的热量。

从月光到火焰的位移

程相申在其诗歌《另一种月光》里写道：“最近每天晚上去一次楼顶/看小城万家灯火的同时/想看看每晚都不一样的月光”。在这里，去楼顶看月光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更是诗人所呈示出的内在生命姿态，且有着强烈的象征性意义。

一个从河南南阳应征入伍来到新疆伊犁河谷，并在此生活了40余载的人，突然要在每天晚上登上楼顶去寻找那不一样的月光，为什么？他看月亮，月亮也在看他。或许诗人心中会想，这轮月亮与家乡的月亮是否一样？灵魂根脉之地的月亮会与“我”此时所在之地的月亮有区别吗？答案就藏在诗人每日抬头看月亮的动作中，那并非不一样的月亮，而是相似月亮之中绝不类同的心境，诗人的乡愁、乡情与乡恋就藏在那每晚不一样的月光之中。

诗人说他看的月光每晚都不一样。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月亮是时间与空间的永恒象征，张若虚在其《春江花月夜》中写道：“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而程相申看到的却不是这种相似性，他从月亮中看到了月光的与众不同之处。这种当下诗人之于古典意象的不同看法并不是对古代诗学传统的背离和叛逆，而是一种更具有现代性的时间感知体验。

在诗集《时间的火焰》中，清冷的月光与炙热的火焰在自我的具身性中形成了情感链条上的转换和位移，这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冷热交替，也是自然之物之于生命阶段的指涉和隐喻。当月光成为回望和追忆的媒介，火焰就是燃烧后留下的情感灰烬；月光以其明媚皎洁打捞记忆，火焰则驱使物事、场景和情境在浴火重生中滑向未来。诗人笔下的两种意象“月光”和“火焰”，前者属于水，负责映照；后者属于火，完成燃焰。这不正是两种不同物质本原的显形吗？诗人在其作品《折断的时间》中写道：“从黑到白的火焰/击破旧事的纠缠”。在黑夜与白昼的边界线上，火焰是一种过渡，也是一次断裂，是新与旧的连接点，也是变革创新的爆发点，由此在“从黑到白的火焰”上生成着有关时间的真切形象。无疑，这种从黑到白的火焰并不是照亮人类文明的原始光源，当然也区别于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取的传世天火。诗人笔下的火焰是一种个体生命内在性的心灵之火，是个体生命内心的觉醒以及个体之于自我灵魂的清晰指认。

两个故乡的情感对位

如果说《另一种月光》中的乡愁在或隐或显之间指向了河南南阳以及那里的血脉至亲，那么在《时间的火焰》中，伊犁河谷这一地理场域本身则衍化成了诗人思念和记挂的对象。“比白还白的云/在昭苏/一会儿安静一会儿起伏得惊涛拍岸”（《想念昭苏》）。此刻，昭苏的云朵不再是单纯的眼前之景，而成为有着生命力和意志力的心中之境。当一个地理场域上方的云朵不再只是被看见，而也能被想念时，这个地方也就成了精神原乡，被标注了乡愁印记。结合诗人的现实生活经历，从“他乡来客”到“本地土著”，从故土的放逐者到脚下大地的感恩、思念者，我们能看到诗人的身份在发生着微妙变化。此时此地，诗人已不再是仅仅只思念中原大地的异乡人，他的骨血与根魂俨然也与脚下这片土地产生了紧密连接，故而其也成为思念昭苏、那拉提以及可克达拉的伊犁之子。两处地域，出生成长之地和干事创业之地都成了他的故乡，这不是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两方土地同时与他的血脉相融了，由此这两个故乡也在其心中形成了情感上的互指互认。

这种浓烈的情感对位和相互指认在《清明时节还乡》一诗中达到了顶峰，“村庄里的狗吠声响起/此时我已站在喧闹的村口/一棵长高的木瓜树 结满星星/母亲干净的衣装 立在老宅门口……而今母亲还守在老地方等我/像我小时候因为顽皮闯祸后唤我”。在这段诗歌文本中，“母亲干净的衣装”成为极其具象化的描写，“干净”一词并不单单形容衣服本身，这里衣装的洁净所指涉的是母亲形象的澄明和清澈。在诗人眼前、心中，母亲的形象永远是神圣纯洁的，母亲在岁月中始终保持着身心的纯净与精神的澄澈。但诗人接下来的转折令人猝不及防，“而今该我呼唤母亲 柳絮落满哀伤/咫尺思念匍匐叩头/万里之遥积攒化成泪水的问候”。从母亲唤我到我唤母亲的身份互换，从“倦鸟”到“扑在母亲怀里”的时空倒转，诗人完成了一次情感对位和错置。当年母亲唤我归家，而今我呼唤母亲，她却早已没了踪迹。这种相对性身份角色的腾挪所带来的不是悲伤的堆叠，而恰恰是一种深藏于生命伦理性之内的切身体验感。诗人以最朴素的文字写出了最刻骨铭心的生活事实，我们都认为时间只是在让母亲变老，让我们成熟，却忽略了时间也在某种魔力的加持下完成着孩子与母亲关系的根源性重塑。

在燃烧中成为自己

“所有花儿的绽放都是沉重的/凋萎时花瓣破碎/盛开时花蕊蒙尘”，这首名为《一朵花》的作品可以说从内在性上触及了程相申诗歌本真的核心内涵，也就是生命的沉重这一基础命题。从某些层面上来看，沉重并不是因为生命轻薄或不值得，恰恰是因为个体生命存在的有效性、有用性才使得枯萎变得如此撕心裂肺。当然，诗人并没有停留在这种有关生命的沉重之中，而是深入到沉重背后，获得了一种轻盈的隐性力量。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以下简称“利科”）在《时间与叙事》中曾提出过一个具有创见性的核心观点，他说叙事是一种为时间塑形的重要方式，叙事的目的在于把不同的事件和情节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排列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由此使无形的时间变成有形。以这个观点来比照，能够在阅读程相申诗歌作品的基础上，看到其书写正是在为塑形时间而努力。程相申着力用诗行将40余年的边地生活串联起来，将脑海与心中所涉及的两个故乡的情感经验用文字呈现为真实可触、真切可感的形式，由此也使那些绝对不可逆的线性时间以另一种形式停留在其独有的文字当中。利科还进一步指出，叙事身份或认同同样可以发生在个人身份认同的实践领域。程相申笔下的文字不正是这样吗？他通过对其内心中两个故乡的全方位书写、描摹和刻画，对血脉祖辈的记忆打捞，对边疆山川风物的反复贴靠，完成了一种基于自我身份的叙事建构。立足自身真切的生活经验，程相申既是中原大地的孩子，也是天山脚下伊犁河谷的吟咏歌者；既是文字的戍边者，也是情感的流浪者。

利科的叙事理论主要处理的是过往之时间如何被重新安置在叙事系统之上，而程相申笔下时间之内的火焰则进一步触及了有关未来的另一种时间向度和维度。正如诗人将自己比作一朵花那样，纵然所有的绽放都是那样沉重，但诗人并没有气馁和沮丧，而是坦然接受“凋萎时花瓣破碎/盛开时花蕊蒙尘”的现实。这种坦然接受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那个终极的哲学问题，纵然知道会凋零，却还依然坚持绽放，因为绽放并不是为了寻求一个结果，绽放本身即是结果本象。这也并非逃避死亡，而是要在必将到来的死亡之前充分展露出生命的热烈、蓬勃与奔涌，正如他笔下“从黑到白的火焰”那样，那火焰不单是照亮他人的光芒，更是燃烧自我的物理性与精神性见证。

让沉默的事物开口说话

总览程相申的这些诗歌作品，能够发现他笔下的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更是一种存在的媒介。“诗歌形象在其新颖性和主动性中有一种特有的存在，一种特有的活力。它属于一种直接的存在论。”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认为，文字中的诗歌形象并非时间的接续，而是瞬间与在场的对等，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交融之后所构成的一个特殊端口。在这里，主体与客体、能指与所指的区别不再是根本性的，而是共同构成了一个群落般的诗歌场域或事件。

读程相申的诗句，我们能发现在字里行间常常呈现出瞬间性与在场性的对等表征。这里我们仍旧以《一朵花》为例，诗人关于“所有花儿的绽放都是沉重的”这一判断不是来自逻辑推理，而是一种情感本原之内的个体感受和瞬间直觉，这种直觉在文字中表现为一种穿透语言表象、自然情境，抵达某种物事本真性内里的存在。无疑，诗人的语言具有一种令沉默事物开口说话的能力，例如《寂然听风》中的诗句“一棵枯树的江湖/覆压向上的青烟/在充裕的时间里伸出发霉的枯叶/秘密藏在静脉深处/只剩下纯粹的声音/在季节里兀自喧哗”。枯树、青烟、枯叶以及静脉这一系列沉默的事物在诗人的文字中突然获得了声音，获得了生命的灵性与活力。“只剩下纯粹的声音”构成诗人对语言本身的元诗性反思，即诗歌不仅是关于声音的侧影和截面，而且是声音本身；枯树不是被描摹的意象，而是声音的原场域和策源地。

在《偶然想起》一诗中，诗人笔下这种语言的炼金术达到了惊艳动人的效果，“当我站在林中与你通话时/树梢上的鸟儿忽然叫了起来/桂花正急切地盛开着/你的新居敞开而后关闭/我在旅途为你写诗/在潮湿而又昏暗的天气中/偶尔发呆”。在这段诗歌文本中，树林中的诗人、电话那头的人、鸟儿的啼鸣、桂花的盛开以及旅途中的凝视构成了一种令人惊异的时空装置象限。所有这些当下时空的共在性事物同时被纳入诗行，构成了一个具有共时性的重叠时空场。此刻，诗人不是在用语言描摹和勾勒世界的形貌，而是将外在世界和内在心灵在语言中摇晃混合，从而让世界在语言中重新显形。

程相申无疑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诗学实践者，他用月光照亮空间，以火焰点燃时间，进而在两个故乡的情感对位中，在月光与火焰的双重比照下，重建一个可供生命个体栖居的时间场域，并为内在性心灵找到一个可供依托的递归之所。由此，那个在月光下低语了40年的诗人，终于在火焰旁找到属于自己的音符语调、情感磁场。

月光是他的来路，火焰是他的归途，他的诗歌作品让读者有幸在两种光晕的交织缠绕中，辨认出一个更加完整、立体而真实的程相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