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雷（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

　　2018年，宁波天一阁发现了一部极为重要的公案小说残叶——《包待制》。残叶发现于《文献通考》（正德十六年重修本）封面衬纸中，现存五片，可拼为两叶，含四则故事。经版本学鉴定，其版式特征（黑口、双顺鱼尾、四周双边）与建阳书坊刘氏慎独斋或安正堂风格吻合，结合同夹《四书通旨》（正德十五年刊）衬纸及《文献通考》刊印时间，李开升《正德刻本公案小说〈包待制〉残叶考》推定《包待制》刊刻于正德末年（1521年前后）。这一发现对于古代小说史的重构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包待制》是目前所见刊刻时间最早的明清通俗小说。学界长期以嘉靖元年序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明清通俗小说刊刻之嚆矢，如陈大康明确指出，“嘉靖元年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确为这部小说的第一个刊本，它实际上也是目前所知道的明清通俗小说的第一个刊本”（《明代小说史》）。同时，由于此前判断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明清通俗小说的第一个刊本，而此书又是由司礼监刊刻，所以陈大康认为，“历史似乎开了个玩笑，在兜了近两个世纪的圈子之后，最终又让当年压制通俗文学的封建统治者做了这件在通俗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然而，《包待制》残叶的发现打破了这一认知。残叶刊行于正德末年的建阳书坊，时间上早于嘉靖元年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且刊行者为民间书坊，并非官方。这一发现不仅改写了明清通俗小说最早刊本的归属，也颠覆了官方首次刊行通俗小说的观点，使建阳民间书坊取代官方机构，成为通俗小说刊行的先驱。此外，由于《包待制》刊刻粗疏、声名不显，未见于嘉靖年间书目，如《晁氏宝文堂书目》《百川书志》等，揭示了早期通俗小说在民间传播的边缘性。此一发现也推翻了“官方主导通俗文学兴起”的旧说，为重新审视小说史的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其二，《包待制》是现存最早的公案小说集。《包待制》残叶出现之前，学界一般认为最早的公案小说集是刊刻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的与畊堂本《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演义》。此后万历年间陆续产生了一批公案小说集，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万历三十三年（1605）《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万历三十四年（1606）《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包待制》残叶的发现，将公案小说集的起源从万历二十二年（1594）前推七十余年。此前学界多将公案小说视为万历年间类型化潮流的产物，并置于历史演义、神魔小说之后论述，如陈大康《明代小说史》（2007）、齐裕焜《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2015）等均是如此。而《包待制》的存世表明，至迟到正德末年，公案题材已形成独立的故事集，其《劾儿子为官之虐》《瓦盆子叫屈》等篇目，兼具吏治批判与超自然元素，奠定了后世公案小说清官断案并融合奇闻异事的叙事范式。由此，小说史书写需调整章节顺序，并解释“正德至万历七十年公案小说集空白期”的成因，或与出版业技术迭代、读者市场分化相关。

　　其三，《包待制》是现存最早的建阳刊刻明清通俗小说。在《包待制》残叶发现之前，建阳书坊最早刊刻的明清通俗小说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刊刻的《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此后，熊大木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编纂《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又于次年编纂《唐书志传通俗演义》。而《包待制》的刊行时间，比叶氏和熊氏的作品早了二三十年，且已具备建阳刻书的典型特征，文本讹误率高，插图拙朴，如“老犬变作夫主”一图，动物形貌失真。值得注意的是，《包待制》呈现出跟此后建阳所刊明清通俗小说不同的特征，如分段标目以阴文大字标出，此后建阳刊刻通俗小说再无此种形制，但是较早的元代建阳刊刻《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等小说有此类阴文标目；又如，《包待制》插图是单面两图式，两图呈上下分布，此种插图形式在后代建阳刊刻的通俗小说中未曾出现，甚至整个明代刊刻的通俗小说也未见其例；不过早期包公类叙事作品，刊刻于成化八年至成化十四年（1472—1478）的《包公案词话八种》则多有单面两图式插图。《包待制》阴文标目与单面两图的形式或承袭早期刻书而来，这表明建阳书坊在正德年间仍保留宋元刻书遗风，其通俗小说出版并非熊大木时代骤兴，而是经历长期技术积累与市场试探。

　　其四，《包待制》展示了明清长篇小说新的文体特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认为，章回小说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体裁，且将分章叙事、分回标目、诗词穿插、套语结构等视为章回小说的核心特征。一般认为成书于嘉靖之前的六部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隋唐两朝史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孔圣宗师出身全传》的现存刊本，基本保存了袁版文学史所述章回小说特征。而《包待制》却呈现出与此迥异的文体面貌，虽是分章叙事，但标目字数参差不齐，且无引首诗、散场套话及诗词评赞。这些特征，后来被万历时期的《廉明奇判公案》《新民公案》《居官公案》等继承，形成了公案小说区别于历史演义小说的简朴体例。值得注意的是，《百家公案》通过整饬标目、增入诗词，主动向章回文体靠拢；而《龙图公案》则延续《包待制》传统，开篇无“话说”、正文少韵文。这一分化表明，章回体制在明中后期并非单向演进，而是存在雅化与俗化并行的多元路径。

　　其五，《包待制》为包公小说故事源流演变提供了新的素材。杨绪容研究《百家公案》版本时，认为《百家公案》存在一个原刊本，“与畊堂本和万卷楼本就直接出自这个原刊本，只是前者对它改动较小，后者的改动稍大”（《〈百家公案〉研究》）。如今《包待制》的出现证实了杨绪容当时的猜想。不仅如此，与畊堂本《百家公案》中的重要缺文“将李浩打死”，万卷楼本存在，此文并非万卷楼本所增，而是出自原刊本，《包待制》中即有此文，与畊堂本脱漏。除此外，《包待制》的出现也为《百家公案》与《龙图公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其他可能性，以往由于《龙图公案》刊行于《百家公案》之后，所以《龙图公案》与《百家公案》故事相同者，学界一般认为前者因袭了后者，但从《龙图公案》保存的文本形制来看，开篇与正文均无诗词、无“话说”的开篇方式，与《包待制》相同，《龙图公案》的故事可能并非源自《百家公案》，而是更早的类似《包待制》的公案小说。这一发现，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公案小说内部的文本谱系，尤其是口头传统与书面刊本之间的互动机制。

　　《包待制》的发现，不仅修正了通俗小说刊刻史、公案类型起源、建阳出版模式等具体结论，更对传统小说史叙事框架提出挑战，小说史不再是线性演进的单一路径，而是多元传统碰撞、官方与民间博弈的动态过程。遗憾的是，近几年出版的各类小说史著作尚未纳入此发现。未来的研究不妨以《包待制》为切入点，重新梳理小说史脉络，尤其应关注三个方向：正德至嘉靖间通俗小说的民间传播网络；公案文学从短篇小说、词话至章回体的转型机制；建阳书坊在技术、商业与文体探索中的枢纽作用。唯有如此，方能在重构中逼近古代小说史的真实图景。

　　《光明日报》（2026年06月08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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