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门监管分局披露,广州银行江门分行因“贷款三查不到位”被罚款45万元。两名相关责任人刘焱、冯健俊分别被警告并处罚款6万元,另一名责任人陈永杰被给予警告。
就在前一天,深圳监管局也公布了对该行的处罚:广州银行深圳分行因“内控管理不到位”被罚款50万元,四名责任人被处以警告及6万至8万元不等的罚款。
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以来,广州银行已连收6张监管罚单,累计被罚金额超过375万元,内控与合规管理短板持续暴露。
年内“六收”监管处罚,内控红灯亮起
今年以来,广州银行几乎保持着每月被罚一次的节奏。
1月6日,肇庆分行因“违规向小微企业转嫁抵押物财产保险保费、贷款管理不到位、按揭贷款贷前调查不到位”三项违规,被罚款65万元。
仅三天后,1月9日,肇庆分行再度因“贷款管理不到位”领到135万元罚单。这是该行年内金额最高的一笔处罚。
1月14日,湛江分行因“未对集团客户统一授信”被罚30万元,三名责任人同时受罚。
2月14日,汕头分行因“流动资金贷款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不到位、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被罚50万元。
加上5月份江门分行和深圳分行的两张罚单,短短四个多月,广州银行已有五家分行被点名。处罚事由高度集中在贷款“三查”不到位、内控管理缺失、信贷资金被挪用等传统信贷环节的合规问题上。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分行属于“屡罚屡犯”。肇庆分行在1月份仅隔三天就连收两张罚单,违规事由均涉及贷款管理,合计被罚金额高达200万元。
罚单背后的盈利困局
密集的监管处罚,恰逢广州银行的关键时刻。
2025年1月,在长达16年的上市长跑之后,这家广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法人城商行主动撤回了A股IPO申请。上市通道关闭后,资本补充压力接踵而至。
据广州银行最新披露的2025年年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降至7.81%,较上年下降1.29个百分点,距离7.5%的监管红线仅余0.31个百分点的缓冲;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也分别降至9.32%、12.89%,三项指标全线走低。
更值得关注的是盈利结构的变化。2025年,广州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25.65亿元,同比下降8.85%,这已是该行营收连续第三年下滑。同期净利润虽同比增长16.91%至11.83亿元,但这一增长主要依赖信用减值损失的收缩,全年减值损失78.69亿元,同比减少12.59亿元,降幅达13.79%,从而释放出了账面利润。
主业疲软是营收下滑的核心原因。作为银行业务基本盘的净利息收入,2025年同比减少13.14亿元至83.53亿元,降幅达13.59%,核心诱因是净息差收窄至1.05%的低位。受宏观利率下行及“资产荒”影响,该行采取“以价换量”策略,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下降65个基点至3.26%,而负债端付息率仅下降32个基点至2.11%,资产端收益下行速度远超负债端成本压降速度,息差管理能力面临考验。
中间业务的疲软则进一步加剧了盈利压力。2025年该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7.24亿元,同比大幅下降27.83%,其中银行卡业务、代理业务手续费收入分别下降19.49%、15.53%,反映出其零售客群活跃度下滑,财富管理、投行等轻资本业务转型滞后,未能形成有效盈利补充。
信贷结构的失衡同样值得关注。2025年末,广州银行贷款总额达4869.76亿元,同比增长5.38%,但结构呈现“对公扩张、零售收缩”的鲜明特征。公司贷款(不含贴现)余额同比激增33.13%至2792.86亿元,重点向国企、政信类项目倾斜,仅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单一行业贷款占比就达19.4%;而零售贷款则逆势收缩2.95%,减少46.42亿元至1524.78亿元,其中信用卡业务从扩表利器沦为风险化解重点,两年间贷款余额缩减逾300亿元,不良率攀升至4.88%,2026年初该行更是关停全部7家异地信用卡中心,断臂求生。
资产质量方面,尽管2025年该行不良贷款余额、不良率实现“双降”,分别降至84.19亿元、1.73%,但这一成果主要依赖大规模不良处置。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25年末,该行逾期贷款总额达216.6亿元,是账面不良余额的2.6倍,关注类贷款余额232.3亿元,占比4.77%,广义问题资产占比达6.5%,隐性风险仍在积聚。
突围之路
面对监管罚单与资本压力的双重夹击,广州银行已在寻求突围。
今年2月,该行紧急启动新一轮增资扩股,拟通过引入新资本缓解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逼近红线的压力。与此同时,通过大规模处置不良资产、收缩信用卡业务等方式,试图为资产负债表“减负”。
但资本补充只是第一步。在营业收入连续三年下滑、净息差持续收窄、中间业务转型乏力的背景下,如何重建盈利增长逻辑,才是这家老牌城商行需要回答的核心命题。
对于身处粤港澳大湾区这一金融竞争最激烈区域的广州银行而言,收缩或许只是开始。真正的考验在于:在资本约束收紧、资产质量承压、传统盈利模式失效的三重压力下,能否完成一场迟到的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