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就在你家门口，以“不卖隔夜肉”为口号的钱大妈正全力冲刺港交所上市，意图摘下“社区生鲜第一股”的桂冠。

然而，在冲刺上市的背后，暗影随行：其不仅被指陷入“规模不经济”的怪圈，还在北方市场屡战屡败，走不出南方市场。而且，更深层的公司人事动荡与治理迷局，正在其上市幕布后悄然上演。

一场涉及公司创始人将自身的股份0代价送人、八名董事在IPO前集体“退场”，与两位联席董事会秘书的非常规上市“托举”，勾勒出这个百亿生鲜帝国在资本化临门一脚时的复杂图景。

1、 创始人“套现”离场，八董事“默契”辞任

钱大妈的上市叙事，始于一个草根逆袭的故事，却在其高潮章节，上演了创始人近乎“净身出户”的意外剧情。

2026年1月，钱大妈递交招股书，冲刺港交所上市。根据招股书，公司的灵魂人物、创始人冯冀生，在上市前完成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资本操作。

2024年6月，钱大妈以1.1亿元人民币的代价，向冯冀生回购其部分股权。这并非普通的股权调整，结合财务数据来看，冯冀生曾在2023年末欠付公司近7000万元借款，而在2024年，他连同利息还清了所有欠款。市场观察人士认为，这笔1.1亿元的股权回购款，在时间点上与冯冀生清偿公司债务高度吻合，很可能成为其偿债的关键资金来源。

（图为钱大妈公司创始人冯冀生）

更为戏剧性的是，在收到这笔巨款仅半年后，2024年12月，冯冀生将其剩余持有的、代表公司控制权的核心股权，以 “零代价” 的方式，全部转让给了其胞姐冯卫华。自此，冯卫华以合计50.65%的持股成为唯一实控人，而冯冀生则彻底从股东名册中消失。

招股书轻描淡写地将此定义为“家族内部安排”，但创始人如此彻底地放弃即将上市的巨额资本权益，在商业逻辑上实属罕见。毕竟，现今52岁左右的冯冀生远未到退休的年纪。此时却将一个估值百亿的上市平台控制权，零代价地赠与姐姐，而非留给配偶或子女，这彻底颠覆了商业世界关于财富传承与家族治理的基本逻辑。

这场权力交接的“清场”意味不仅限于创始人。几乎在冯冀生辞任执行董事的同时，一场更广泛的钱大妈公司董事层“换血”同步发生。

就在递交招股书前夕，钱大妈八位非执行董事集体辞任，包括冯卫国、冯钦、韩锐、马楚桥、肖琼婵、张鑫钊、Huang Jianhui、林凌。其中包括冯卫华的兄弟冯卫国。如此大规模、高同步率的董事离任，在拟上市公司中极不寻常，它暗示着钱大妈实控人冯卫华上市前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的一次强制性、集中式重组，旨在向港交所呈现一个“清晰、稳定”且由冯卫华绝对主导的控制框架。

从早期投资者和君资本通过股权转让获利数亿退出，到创始人冯冀生“拿钱走人”，再到董事会的集中更迭，钱大妈的股东结构在上市前完成了从草创混沌到高度集中的蜕变。这一切，都为钱大妈上市之路扫清了潜在的控制权争议，却也留下了关于创始人真实退出原因与家族内部协议的巨大问号。

2、 “投行老将”配“合规专家”：两位董秘的非常规“双打”

当权力顶层完成更迭，执行层面的关键职位——董事会秘书的设置，则透露出钱大妈在专业合规上的挣扎与务实选择。

通常，一家公司只设一位董秘。但钱大妈冲刺上市路上的选择是：两位联席公司秘书。这并非为了彰显重视，而是一种出于无奈的“权益之计”，背后是公司现有人才与港股上市严苛规则之间的差距。

其中一位是李志宏女士，她是陪伴公司多年的融投资总监，拥有纳斯达克上市公司IR经验，深谙资本运作与舆论管理。从公司视角看，她本是主导IPO沟通的最佳人选。然而，港交所对公司秘书的任职资格有硬性规定：须具备特许秘书、律师、会计师等专业资格，或拥有丰富的港股公司秘书经验。李志宏的复合背景虽强，却恰恰卡在了这道专业门槛上。

于是，钱大妈引入了第二位联席秘书——王承鏱先生。他是一位拥有超过15年经验、服务过9家港股上市公司的职业公司秘书，是不折不扣的合规“老将”。他的角色，实质上是为李志宏“背书”和提供实时咨询，确保公司在上市冲刺期每一个动作都符合联交所的复杂规定。

这种“内部核心+外部专家”的联席模式，是钱大妈赴港上市时，为解决自身治理人才短板而采取的折中方案。港交所对此虽未明令禁止，但通常持审慎态度，认为这可能反映出公司对长效治理机制建设的忽视。

对钱大妈而言，这是满足上市合规要求的“最快解药”。李志宏负责实际的内外协调与资本运作，而王承鏱则如同一根“合规拐杖”，确保公司不会在关键时刻因程序问题跌倒。

3、 门店“开不动”，董秘“愁不完”：如何为增长停滞的故事辩护？

两位董秘的非常规设置，也预示了他们在钱大妈此次IPO中将面临远超寻常的挑战。他们的核心任务，是为一个增长已然乏力的商业模式，向资本市场讲述一个仍有吸引力的未来故事。

招股书数据揭示了一个尖锐的现实：钱大妈的营收增长已陷入停滞。2023年至2024年，营收几乎原地踏步；2025年前三季度，营收同比下滑4.2%。增长失速的根本，在于门店网络扩张的熄火。截至2025年9月末，全国门店总数仅2938家，较两年前仅微增，开店陷入困境。

“开不动”的原因有两层。其一，是严重的“地域病”。钱大妈近70%的门店密布在华南，其“日清”模式在北方严重水土不服，此前进军北京市场已以全线关店告终。

其二，是商业模式的“反噬”。公司超95%的收入来自向加盟商销售产品，这种将库存损耗风险大幅转移给加盟商的“轻资产”模式，已被多次曝出导致加盟商“卖得越多、亏得越多”。日益高涨的加盟商怨气，不仅影响网络扩张，更成为IPO关头危险的舆论火药桶。

据此前一些媒体报道及网络上的加盟商自述，钱大妈模式的争议在于：出钱的加盟商做不了盈利的主；不出钱的管理者不负亏损的责！“钱大妈在华南依靠着供应链的强大，加盟店利润还可以。到了外区，管理混乱，招商混乱，给加盟商推荐的商铺都是坑，坑了一大堆加盟商。然后关店的关店，关区的关区。”

对于李志宏和王承鏱而言，这构成了双重压力。在信息披露上，他们必须坦诚“门店增长放缓”、“加盟商管理风险”等不利事实，同时又需巧妙地将投资者的注意力，引向募资用途中描绘的供应链升级、数字化转型等未来蓝图。在舆论管理上，他们需构筑防火墙，监测并化解来自加盟商与消费者的负面声浪，避免其在上市敏感期被放大。

一位资深董秘分析道，在此困境下，钱大妈公司秘书的职责不仅是“照章办事”，更需主动进行“预期管理”。向投资者清晰地说明风险是可控的，阐述管理层已意识到问题并拥有改善计划，远比掩饰问题更重要。同时，他们或许还应推动管理层与加盟商群体进行更多制度化的正面沟通，从源头缓解矛盾。

从创始人带债退出、董事集体辞任的权力大洗牌，到为满足合规而设的联席董秘“双打”，再到需要为增长停滞辩解的业务基本面，钱大妈的上市之路，每一步都踩在独特的挑战之上。

两位联席董秘，如同在摇晃甲板上努力维持平衡的舵手，他们不仅要确保这艘大船符合所有航行规章，还要奋力向岸上的投资者呼喊，解释为何这艘船仍值得登上。而最终的答案，将留给资本市场来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