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讨论，多陷于短期总量工具的选择：靠消费还是投资？财政发力还是货币宽松？这类争论具有现实意义，却容易将复杂的经济运行态势简化为总需求不足的技术问题，而忽视其背后的结构性特征与制度性成因。“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同时“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这提示我们：总量表现的波动，本质上是结构能否灵活调整、制度能否有效支撑的映射。唯有通过深层次制度型改革降低交易成本，才能释放内需的内生动能。

中国经济的潜力并未消失，但其释放受到体制摩擦的制约。表面看是消费意愿不强、投资动力不足，深层看则是资源在产业、区域、城乡之间的配置效率有待提升；而配置效率之所以受限，根子在于一些制度安排仍抬高了要素自由流动与市场出清的成本。若只依赖总量政策做“加法”，而不对制度障碍做“减法”，政策效果难免边际递减。

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大体可归为三类：总量问题、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三者层层嵌套：总量是果，结构是因，体制则是根。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改革已在多个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推进，300万以下人口城市落户限制基本取消；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扩围，数据、技术等新型要素交易机制初步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迈出关键步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全面实施。这些努力正在逐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结构优化创造条件。

但也要看到，深层次障碍依然存在。GDP作为总量指标，内嵌产业结构、区域格局与城乡分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社保覆盖程度与供给质量。脱离结构谈总量，如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一个中西部务工人员虽有强烈进城安居意愿，却因子女教育、医保接续等公共服务未能随人转移，不得不维持“候鸟式”流动，抑制了长期消费与人力资本积累。这不是需求不足，而是制度安排限制了需求的正常表达。

凯恩斯主义框架在应对短期冲击时不可或缺，但它将总量与结构割裂的分析范式，已难以解释中长期增长动能转换的复杂现实。现实中，总量波动常由结构错配引发，而结构僵化又多源于体制约束。值得欣喜的是，地方已有积极探索。如长三角地区推动跨省医保结算、资质互认、执法协同，企业开办时间压缩60%以上，市场主体活跃度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一旦制度壁垒被拆除，市场活力自然迸发。

现代宏观经济学早已超越“总量激活 vs 结构效率”的二分法。真正的微观基础，是个体在制度环境下互动形成的均衡。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贸易结构，本质上都是价格信号引导下资源配置的结果。而价格能否真实反映稀缺性，取决于市场是否具备公平竞争、要素自由流动、产权有效保护等制度前提。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着力破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政府采购等方面的隐性壁垒。落实这些部署，关键在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的作用不是替代市场去“调结构”，而是为市场有效运行提供制度保障。这包括：完善产权保护，稳定长期预期；强化反垄断与公平竞争审查，防止行政性垄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硬化国企预算约束，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具体而言，一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按常住人口配置，让劳动力流动更自由；二是加快土地、数据、资本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打破行政分割，形成全国统一的要素价格体系；三是全面清理地方保护和市场准入隐性壁垒，确保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四是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需要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结构是内生变量，而非政府可任意调控的外生目标。行政力量若脱离价格信号强行“调结构”，极易造成新的资源配置扭曲。我们之所以在1978年后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正是因为历史经验表明：分散在亿万个体中的局部知识，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利用。而政府的有为，恰恰体现在为这一机制的顺畅运行扫清障碍。

因此，面对当前的结构性挑战，思路不应停留在“市场失灵—政府干预”的旧逻辑，而应转向“制度完善—市场激活”的新范式。“十五五”时期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正是通过制度型开放与规则统一，降低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成本。

当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当价格能够真实反映稀缺，当企业家敢于长期投资，当居民敢于放心消费——总量稳定与结构优化将同步实现。改革的真谛，从来不是在消费与投资之间做选择，而是让能解决问题的机制合法化、常态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但仍须坚定前行。

[作者李辉文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教授、区域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研究兴趣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制度经济学、世界经济和经济思想史，出版有《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研究》、《大国经济学》（合著）等]

来源：李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