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征

　　北海公园“西天梵境”最后一个院落——琉璃阁院落中最为显著的建筑，当属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一座通体镶嵌有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的阁楼。不过在乾隆皇帝最初的规划版本中，这里本来应该是一座九层高的佛塔。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宝塔变成了宝阁？乾隆皇帝又有着怎样的“宝塔”情结呢？

圆明园法慧寺琉璃塔，毁于1900年前后

　　三塔齐筑命运迥异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第一次下江南。三月初一，他抵达杭州。在西湖游览了三日之后，他突发兴致，想要登临江畔的六和塔。彼时的六和塔是一座七层砖塔，外面包以木结构外檐（咸丰年间遭兵燹，后修缮为如今看到的十三层）。置身塔顶的乾隆皇帝俯瞰脚下之字形的钱塘江，诗兴大发，写下了《登六和塔作歌》：“之字长流写向东，月峰朝霭揽于左。壮观至是真空前，那更息心安四禅。”

　　三月二十四日，乾隆抵达江宁（今南京），次日拜谒明太祖孝陵，此后不久，他抽空游览了被誉为“江南第一名刹”的报恩寺，并乘兴登临报恩塔。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第二次下江南，至杭州他再次登临六和塔，写下《登六和塔作》。此后每次下江南，他必来此。不过，后面的四次都没有再登塔眺望。而南京的报恩寺则是他每次下江南必“打卡”的景点。六次下江南，他多次登临这两座宝塔。它们也给乾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为他在北京大规模营造各类宝塔拉开了序幕。

　　乾隆十六年（1751年）五月初四，乾隆帝结束了第一次下江南。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是乾隆的母亲崇庆皇太后的六十岁生日。早在下江南之前，乾隆已开始为母亲的生日忙碌起来，西郊的瓮山被更名为万寿山，瓮山泊则改名为昆明湖，并且利用展拓昆明湖水域挖出的土方堆高了万寿山，山前临湖修筑了一组规模颇为宏大的建筑群——大报恩延寿寺。从江南回来后，乾隆也做了一个决定：仿照杭州六和塔的样式，在延寿寺最高处修筑一座九层高的延寿塔。

　　两年后即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帝决定在京城将南京的报恩寺塔也仿造出来，建造的地点则选在北海的西天梵境。这里本是一组明代嘉靖年间兴建的道教建筑，嘉靖帝驾崩后，此处改建为大西天经厂。乾隆帝之所以看上了这块宝地，可能和顺治年间建造的北海白塔有一定的关系。西天梵境的“华藏界”琉璃牌楼，几乎与北海白塔在同一条轴线上。西天梵境的佛塔一旦建成，在距离紫禁城最近的皇家御苑中，便形成了覆钵式宝塔和楼阁式琉璃宝塔南北呼应的景色，同时也营造出了皇城北部的一个制高点。最为隐秘的一个理由，笔者分析，这座仿造的报恩寺塔和嘉靖年间所修建的大高玄殿可以构成一条轴线，而这条轴线的延长点，与紫禁城太和殿重合。与此类似的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为皇太后八十寿辰兴建的北海极乐世界殿（俗称小西天），它与北海白塔、紫禁城西北角楼、太和殿，正是在一条轴线上。

　　西天梵境这座琉璃塔，“通高二十七丈七尺六寸”，折合成今日的高度约近90米，这在当时的北京城内绝对要算得上是制高点了。

　　除了万寿山延寿塔、西天梵境的佛塔，乾隆十九年（1754年），还在承德避暑山庄兴建永佑寺舍利塔，而这座塔的样式同样来自江南。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京城的两座宝塔最终没有完成。

　　按照规划，大西天北侧的琉璃塔，周边四角各有一座重檐角亭，四座角亭由78间回廊串联起来，在塔南侧则是一座重檐歇山顶的山门，名为“华严清界”。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这座琉璃塔修到第四层的时候，突然遭遇雷火，导致脚手架失火，根据后来内务府呈上的奏报称：“烧毁琉璃塔四层，殿宇楼座十七座计房一百二十一间”，这场意外的火灾，还焚毁了西侧的罗汉堂和东侧的镜清斋园林建筑群，可谓惨烈。

　　令他更想不到的是，已经修筑到第八层的万寿山延寿塔，也出现了工程质量问题，无奈之下只能将即将完工的宝塔全部拆除。这两件事情对乾隆帝的打击非常大，为此他专门写下了一首题为《志过》的诗，在诗中乾隆认为，八层延寿塔的拆除，绝不是简单的工程问题，而是上天对他的示警。他甚至查阅典籍，发现《春明梦余录》中有京城西北方不宜建高塔的说法。

　　于是，在北海大西天，最终出现的建筑是如今的琉璃阁，而在万寿山，则由佛香阁替代了原有的佛塔。

　　不过乾隆皇帝对于塔的执着并没有被完全浇灭，毕竟还有一座塔没有完工。他下令将在造的永佑寺塔进行加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永佑寺塔终于竣工。这一年他迫不及待地登临刚刚建成的宝塔，并写下了《登永佑寺舍利塔作歌》。在诗中，他只好借着永佑塔的安然无恙来安慰自己。

　　御园中的三座琉璃塔

　　在北京西郊三山五园中，乾隆年间曾修筑有三座精美异常的琉璃塔。虽然塔高仅不到20米，但其华丽的琉璃饰件和精巧的结构可以说叹为观止。这三座塔分别是位于长春园法慧寺多宝琉璃塔、静明园的圣缘寺琉璃方塔以及清漪园（今颐和园）的花承阁多宝琉璃塔。

　　法慧寺位于长春园西洋楼中“谐奇趣”之东，与“海岳开襟”隔水相望。整座宝塔可以分为上中下三层。其中最上层是圆形楼阁式塔身，其样式几乎是“瘦版”的天坛祈年殿。中层过渡部分为八面形塔身，其上双檐覆紫色和蓝色琉璃瓦，最下部分则为四边形，这也就是其得名为“方塔”的主要原因。塔身下层遍布琉璃砖，四面开设拱券形佛龛，内嵌琉璃观音造像。当年乾隆帝下江南，曾几度光临杭州的天竺寺，看到那里精美的观音像后，便命人仿造了两尊，一尊供奉在法慧寺，另一尊则供奉在玉泉山的清凉禅窟。

　　1860年，法慧寺被英法联军焚毁，但琉璃塔有幸躲过一劫。可惜的是，该塔最终毁于1900年前后。今人只能借助当年外国人拍摄的老照片，一窥该塔的样貌。

　　静明园圣缘寺坐东朝西，“正宇为能仁殿，后为慈云殿。左为清贮斋，右为阆风斋”。慈云殿再向东便是琉璃塔所在的院落。圣缘寺琉璃塔的造型与清漪园花承阁琉璃塔非常类似，塔身遍布小型琉璃佛像，而且最上面三层采用了密檐三重式的样式，不再采用法慧寺琉璃塔圆顶的模式。但这两座塔的琉璃砖仍然使用黄、蓝、绿三色。

　　三座宝塔所属的三处建筑群：法慧寺、圣缘寺与花承阁，均毁于1860年英法联军的大火，圣缘寺的琉璃塔与花承阁的琉璃塔有幸躲过一劫，保存至今。

　　为班禅兴建三座宝塔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六世班禅率领2000余人自扎什伦布寺启程，进京为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大寿。进京的“申请”早在头一年的年底递交了上去，起初，乾隆帝担心路途遥远，班禅又没有接种过天花疫苗，因此“不便令其远涉”，但班禅之行，“既出于本愿，实属吉祥之事，已允所请”，最终乾隆决定在万寿节当天（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大师，并“谕令于热河度地建庙，备其居住”，这就是屹立至今的须弥福寿之庙。

　　同时为了班禅随驾回京后居住方便，乾隆帝决定在香山静宜园再兴建一座宗镜大昭之庙，作为班禅夏季的驻锡地，同时将当年顺治年间兴建的黄寺加以修葺，作为班禅冬季的驻锡地。

　　三座寺庙之内，乾隆皇帝均兴建了宝塔。其中承德须弥福寿之庙和香山宗镜大昭之庙为八角七层楼阁式琉璃塔，黄寺的清境化城塔为金刚宝座式宝塔，其中主塔为覆钵式宝塔（与北海白塔造型类似），其四角还有四座八角形经幢式宝塔，造型与前两者迥异。

　　承德须弥福寿之庙为班禅在承德的驻锡地，因此总体布局仿照他的居所扎什伦布寺兴建。按照乾隆题写的碑文所讲，宗镜大昭之庙有些元素则参考了拉萨大昭寺的建筑形制。

　　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为乾隆皇帝庆贺完70岁生日后，班禅前往北京，乾隆帝则由承德前往清东陵祭祖。从东陵回京城后，乾隆在南苑会见了班禅，旋即赴清西陵，班禅则在皇帝的安排下游览京西诸园。

　　九月十九日，自西陵返回的乾隆帝从黄新庄启程，直接前往静宜园宗镜大昭之庙，参加班禅主持的法会。根据乾隆皇帝的诗作描述，这一天本来是晴空万里，秋高气爽的天气，结果当皇帝和班禅来到经坛前，天空竟然下起了微雨，君臣都认为这是“散天花”之喜。

　　二十三日大师前往紫禁城，向皇帝献哈达，并驻锡北海大西天。十月初三，乾隆在保和殿设宴款待班禅。可惜的是，不久，班禅便感染天花，并于十一月初二在北京圆寂。在班禅病重期间，乾隆皇帝曾多次慰问，并亲自绘制椿树为班禅祈求平安。班禅去世后，皇帝下旨在黄寺兴建清净化城塔以奉安班禅衣冠，并在塔前建立碑亭，将自己绘制的椿树刻在石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