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启蒙：改变欧洲的十二部经典》，[美] 加里·凯茨著，杨春丽 、郑启宁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11月版，568页，98.00元

美国历史学家加里·凯茨（Gary Kates）的《书写启蒙：改变欧洲的十二部经典》（The Books that Made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A History in 12 Case Studies，2022；杨春丽、郑启宁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11月）以书籍出版、阅读现象和传播过程为主要视角研究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出版后产生较大反响，成为《欧洲思想史》50期（2024年）：317-334期（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50，2024：317-334.）综述专题讨论的主题。之前凯茨出版的《社会圈、吉伦特派与法国大革命》（The Cercle Social，the Girondins，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1985）、《埃翁先生是女人：政治阴谋与性伪装的故事》（Monsieur d’Eon Is a Woman：A Tale of Political Intrigue and Sexual Masquerade，1995）也受到学界好评。从《书写启蒙》的研究路径、叙事模式来看，作者擅长把图书史与思想史、社会史融合一体的研究视角，在研究方法上把宏观的历史叙事与历史语境中的微观细节、真实关系结合起来，让读者重返欧洲启蒙运动的阅读语境与历史氛围。

该书中译本以《书写启蒙：改变欧洲的十二部经典》为书名，读者的确比较容易接受和理解，但是初看之下或许会以为该书的内容就是介绍和评述十二部经典著作。原书名直译是“塑造欧洲启蒙运动的书籍：十二个案例研究中的历史”，实际上作者更强调的是以十二部书为案例，研究书籍对启蒙运动的塑造力量与历史过程。围绕这个核心主题，全书的论述结构是：第一章介绍读者、出版商和作者在启蒙运动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第二章至第十二章是案例研究，按时间顺序介绍、分析启蒙时期十二部经典畅销书的创作、发行以及在读者中的接受情况，要让读者看到启蒙运动内在的发展及其在欧洲政治转型中的历史意义。这十二部经典著作分别是费奈隆《忒勒马科斯历险记》、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伏尔泰《查理十二世史》、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伏尔泰《哲学通信》、理查森《帕梅拉》、休谟《道德和政治论文集》、格拉菲尼《秘鲁女人的书信》、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爱弥儿》、斯密《国富论》和雷纳尔《两印哲学政治史》，大部分都是读者比较熟悉的名著。

作者在“引言”中最后指出：“在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是一个无处不在、影响深远的现象；本书的案例研究让我们近距离地看见书籍和图书贸易在启蒙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启蒙书籍之所以如此重要，不是因为它们是整个图书贸易中最受欢迎的作品，而是因为它们是欧洲历史上首次得到广泛阅读的图书。我们知道孟德斯鸠和卢梭是18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这种老掉牙的常识却让学者们忽视一个事实：孟德斯鸠、卢梭、斯密、雷纳尔和狄德罗可能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批拥有广泛读者的政治理论家。在18世纪以前，很少有哲学家能在有生之年因著作而出名；到了18世纪下半叶，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普芬道夫、莱布尼茨和格劳秀斯在读者中的知名度比他们生前还高。只有在18世纪，政治理论家的作品才在欧洲图书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运动的核心，或者它关键性的历史意义，正是用书籍普及政治思想，而欧洲阅读大众的壮大也推动了政治思想的普及。”（引言，12页）“用书籍普及政治思想”，这正是作者以十二部经典著作为案例研究启蒙运动历史的最关键议题。

说穿了，谈启蒙运动的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谈启蒙运动的政治。我经常会想起一再引用过德裔美国历史学家、著名的启蒙运动研究学者彼得·盖伊（Peter Gay）说的那句令人动容的话——“如果有哪个时代最需要启蒙运动的人道目标和批判方法，那就非我们的时代莫属。”（彼得·盖伊《启蒙运动》，下册，刘森尧、梁永安译，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21页）盖伊研究启蒙运动二十年，此时他以某种类似“宣言”的口吻朗声说道：“我认为该是以政治人而非史家身份表明我信念的时候了。”（同上）在出版这部《启蒙运动》的同时他还写了一本题为《批评的桥梁》（The Bridge of Criticism）的小书以声援启蒙运动，也即将要出版，因此他希望读者把那本小书看作是眼前这部长篇历史著作的“政治后记”（同上，21-22页）。一位历史学家发布关于“政治人”的信念宣言，同时把自己的一本关于启蒙运动的批评著作看作是另一部历史著作的“政治后记”，这是启蒙运动史研究谱系中的高光时刻。

凯茨在《书写启蒙》的“引言”中首先回顾了史学界关于启蒙运动的研究历史，梳理出一条引向作者撰写本书的思考路径。对于读者来说，这一部分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对于认识作者在该书中的思考路径与研究模式的来源很有帮助。在二次大战之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文学学者达尼埃尔·莫尔内（Daniel Mornet）、保罗·哈泽德（Paul Hazard）和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 Lotus Becker）、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等人对启蒙运动做过重要研究，其中科班的研究偏向于政治理论研究的视角（引言，第1页）。凯茨在这里提到贝克尔在1932年发表的经典著作《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让我想起这本书曾经对中国读者有较大影响（何兆武译，三联书店，2001年），使我们在经历了改开初期的思想启蒙之后重新思考伏尔泰、休谟、狄德罗和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所建构“理性时代”的前世今生，书中关于中世纪的舆论气候、思维框架如何在启蒙时代以新的话语重新建造了另一座奥古斯丁式的“天城”的论述，从隐喻到思辨的思想魅力均令我在阅读中深受感染和启发。

接下来就是彼得·盖伊分别于1966年和1969年先后出版的名著《启蒙时代》上、下卷（中译本有《启蒙运动》上、下，刘森尧、梁永安译，立绪文化，2008年；《启蒙时代》上卷，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下卷，王皖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凯茨指出盖伊受卡西尔的影响，认为启蒙运动的核心在于观念的创新——他使用“现代异教”这个术语表达了启蒙运动的基本范畴；盖伊认为与伏尔泰一起编纂《百科全书》的那一小群作家是启蒙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描绘了造就这群启蒙哲人的社会政治环境。受知识社会学的影响，盖伊用独特的视角审视这些启蒙哲人，阐释他们遭遇的种种斗争，将他们的思想置于历史的大环境中进行研究。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也受彼得·盖伊的影响，他所著《启蒙运动：为何至今依然重要》（The Enlightenment：And Why It Still Matters）也研究了启蒙思想孕育及发展的环境，也是捍卫启蒙哲人，认为他们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但是凯茨认为盖伊和帕戈登都没有考虑读者和出版商的因素，几乎只关注作者，仿佛他们的观点是在任何一个世纪都可以被人们激活的软件。

凯茨进而指出：“启蒙运动的经典是读者、书商、出版商和作者高度合作的产物，这一切只发生在18世纪。……历史学家把启蒙运动看作读者、作者和出版商共同参与的一个历史事件。这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启蒙运动是由批判性阅读群体共同创造的，这个群体在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出现，并蓬勃发展。”（引言，第3-4页）——1971年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以一篇综述论文的形式发表了这个结论，自此开启了对启蒙运动的文化历史研究：应该首先理解的是观念如何走向社会、如何在复杂的社会体系中传递的，因此最重要的是要研究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图书和期刊的流通如何决定了思想的传播。

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1979）关注的是《百科全书》如何在1759年法国法律的压制之下流行起来，细致缜密地描述了法国及其邻国的书商、印刷商、政府审查员、警察甚至宗教事务官之间的同谋关系。在这之后，达恩顿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1995年出版的《1769-1789年间法国秘密文献集》（The Corpus of Clandestine Literature in France 1769—1789）和《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这两部作品。他的研究说明，法国革命者在成长过程中阅读的更多是描述宫廷情妇的污蔑性文字，而不是对法国君主政体的理论性批评著作；他的研究模式就是以书籍史、阅读史和图书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作为手段。但是，凯茨针对他早前的作品《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以及近期的《环法书旅》（A Literary Tour de France）提出三点批评意见：一是达恩顿使用的主要档案库是纳沙泰尔出版公司（StN）的档案库，它仅收藏了1769至1789年这段时间的资料，关于此前启蒙运动究竟是如何被造就的信息寥寥无几；二是达恩顿的总体目标是研究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忽视了启蒙运动的欧洲性和国际性；三是纳沙泰尔出版公司是否能代表当时其他的书商和出版商，这根本不清楚（引言，第6页）。应该说，凯茨的批评意见是相当中肯的。我在阅读《畅销禁书》的时候也曾经对第三个问题有过疑虑，所依据倒不是了解到还有其他出版公司的详细史料，而是依据生活经验对于禁书与地下出版的情境想象。同时，凯茨还指出从纳沙泰尔出版公司这个视角做研究，可能会忽视妇女在启蒙运动发生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的研究则要证明妇女是作者、出版商，更是读者，她们全身心投入欧洲的启蒙运动（引言，第7页）。另外，他提到由弗兰科·文图里（Franco Venturi）和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承担撰写的与启蒙运动有关的多卷本文献，对这个领域的研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说到这里，凯茨给出了文图里的追随者约翰·罗伯逊（John Robertson）关于“启蒙”这个概念的定义：一，启蒙运动是超越了精英作家小群体的一场“运动”；二，这场运动追求的目标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大众的幸福；三，尽管涉及的每个国家都为这场运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从费城到圣彼得堡，这种全球性扩大了这场运动的欧洲视角；四，十八世纪兴起的政治经济学不只是一门理论学科，更重要的是成为政府制定政策时考虑的选项，足以说明启蒙运动在十八世纪欧洲社会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功（引言，第8-9页）。凯茨表示自己也完全同意这个定义。应该说，与康德那个众所周知的“启蒙”概念比较起来，罗伯逊和凯茨使用的这种定义是从历史学研究出发的史学概念。对于伊斯雷尔的启蒙运动史研究，凯茨指出其根基依然是传统的思想史，遵从的是盖伊、卡西尔、莫尔内和哈泽德的模式，遗憾的是没有关注阅读的社会史研究视角。

在以上关于启蒙运动史的研究回顾中，我想还可以补充三部与作者的研究模式紧密相关的著作。一部是法国历史学家乔治·米努瓦（Georges Minois）的《旧制度时期的书报审查制度与文化》（Censure et culture sous l'Ancien régime，1995；于艳茹译，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8月），该书的论述主题是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的阅读热潮、报刊的兴盛与官方的审查制度之间的真实关系；第二部是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B.谢尔（Richard B. Sher）的《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Book：Scottish Authors and Their Publish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Ireland，and America，2006；启蒙编译所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该书论述了从文本到形成书籍的过程中作者、书商、印刷者之间以及在书籍流通运程中其他各种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阐释了书籍出版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决定性作用。还有一部是美国学者小威廉·H.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的《资本主义与18世纪法国公民平等的兴起》（Capit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Civic Equal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2021；刘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5月），这本历史社会学著作以十八世纪法国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商业公共领域与法国大革命的起源问题，该书第二部分“启蒙思想家与人才开放的事业”中关于启蒙思想通过印刷品广泛传播、出版与赞助、王室行政体系的变化等研究议题正好补充了凯茨该书的某些不足。

关于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来源，凯茨是依据波莫纳学院开发的在线数据库，包含1700年至1800年间出版的约两百五十种图书版本清单的七千五百条记录，并说明了在这个图书清单数据库中最终选取十二本畅销书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一，每本书都有足够的文献证据，可以呈现它的历史；二，时间跨度为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到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是这个时间段的代表性书籍，可以研究启蒙运动的发展过程；三，体现启蒙书籍出版的不同视角和领域，尽量减少重复。最终选出来的都是传统上被视为启蒙政治思想标志的知名书籍（引言，10-11页）。

该书第一章“启蒙运动时期的读者”详细论述了十八世纪欧洲出现的阅读热潮与启蒙的关系。当时德国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对于人们沉迷阅读而疏于交谈、交往的现象深感不满，有点像今天人们沉迷于网上社交媒体一样。凯茨说门德尔松看到的人们无时无处不在阅读的确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两百年后的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当时出现了“新兴的阅读群体”，并且高度赞扬了这个阅读群体为共同推动启蒙运动作出的贡献。凯茨把哈贝马斯赋予“阅读群体”这个概念的核心意义与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的思想联系起来。1783 年，柏林的杂志《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提出“何谓启蒙”这个问题，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区分了个体的启蒙和大众的启蒙，并且把自由与启蒙紧密联系起来：“事实上，只要允许大众自由，他们的启蒙几乎不可避免。”凯茨认为在这个语境中，康德对自由的定义是：“有能力批评，即有能力不同意或质疑他人的观点和政府的政策。康德认为，启蒙的大众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团体，它决不盲目顺从或服从。”（第6-7页）因此凯茨说：“有些书籍挑战政府的政策。在18世纪，新兴的读者大众孜孜不倦地阅读这些书。这些书籍确实有助于‘公民社会’这个现代概念的诞生。”（第7页）有各种史料、数据和个人记录都可以证实在十八世纪世俗书籍的出版比例开始超越宗教书籍，读者也开始具有批判精神，读书、藏书和到处出现图书馆，这些现象不只是出现在法国、荷兰、普鲁士、英国，还蔓延到欧洲其他地方。大卫·艾伦（David Allan）说，启蒙运动最具活力的场所“当然就在图书馆”里（12页）。此话说得很好，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也曾经把学校的图书馆称为“伏案的思想战场”。在十八世纪，经营流通图书馆的书商同时扮演了世俗牧师的角色，私人之间成立的会员图书馆则是自我提升的非营利机构。“确切地说，图书馆这样的场所已经融入社会，成为批判性讨论的重要场所。”（18页）过去的启蒙运动历史的研究一直关注作者，却忽视了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读者和他们的团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当时的读者团体不仅经常阅读孟德斯鸠、休谟、卢梭、斯密和雷纳尔的著作，对启蒙书籍非常感兴趣，而且正如丹·埃德尔斯坦（Dan Edelstein）所讲的：“最重要的是，在启蒙运动时期，人们仿佛都意识到自己就生活在启蒙时代。”（21页）这种自我意识也同时成为一种身份认同，这在人们的交往、交谈中史料中都得到证实，所谓的“交谈时代”也就是以书会友、交流思想。

既然图书是启蒙运动的关键构成要素，出版业的繁荣自然必须到来。在十八世纪中期，图书出版趋势迎来了爆发。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在1454年至1700年这两百五十年间，欧洲的书商销售了大约七亿六千两百万本书，而在1700年至1800年间，印刷出版的书籍就有约十亿本，而且主要是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生产的（34页）。与此相关的是书评杂志的出现，这些杂志主要刊登新出版图书的书评，为图书做广告，引领读者大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和《批判性评论》（Critical Review）分别创刊于1749 年和1765年，《每月评论》的发行量到1776年上升到三千五百份，获得很大成功（39页）。皮埃尔·卢梭（Pierre Rousseau）创办的《百科全书杂志》 （Journal encyc'opedique）持续几十年位居十八世纪中叶最重要的评论杂志之列。“人们逐渐认识到启蒙运动是一场由知识分子主导的运动时，《百科全书杂志》很快就成为这场运动权威的见证者。”（40页）

与出版的繁荣、读者群体及批判性公共领域的出现同时存在的是对图书出版的审查。在十八世纪，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处处都对图书进行严格审查，法国的情况最为严重。孟德斯鸠、格拉菲尼夫人、伏尔泰、卢梭、雷纳尔和许多其他作家都曾面临法律的恫吓，作者不仅要面对图书审查制度，还面临被捕的风险。在1659至1789年间，法国以与图书有关的罪名在巴士底狱囚禁了九百四十二位作者。法国的图书审查机构与体制相当复杂，有时候不同的机构竞相审查启蒙作品。法国图书贸易部长雇用一百多个兼职的图书审查员监管图书审查过程；巴黎高等法院（Paris Parliament）也对出版商和作者采取行动，遏制图书的出版；天主教通过索邦神学院的教授们（或者经遥远的梵蒂冈的授意）建议国王遏制某一本书；书商和印刷商协会也有权力审查图书。法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图书审查制度都具有这种分散的特征，这使图书的审查体系复杂起来。因此那些出版启蒙书籍的出版商常常担心有些机构审批通过的书籍过了一段时间又被其他机构或欧洲其他国家的审查机构禁止，图书市场更加不稳定，出版商被迫控制印数，小心翼翼地经营（46页）。出版商既是生产商、批发商又是零售商，为了抗击市场不稳定性而形成了一个复杂但很有效的国际商业网络：竞争对手同时也是合作者，盗版、走私、未经授权而印刷等现象极为常见，书商和图书审查员的关系也很复杂。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曾经说，即使从政府利益的角度来说，法国当下的图书审查制度也是一场灾难（48页）。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复杂与混乱的局面有时反而增加了图书的印刷数量，也给读者带来廉价的实惠。实际上，我们知道这种盗版、廉价的传播模式一直以来都是与严酷的图书出版审查制度共存的亚文化现象，但是也要看具体语境中的“阅读群体”的存在状况。当年的书商无法想象的是，在图书审查制度之外还要面临更多的危险。

法国古典主义作家弗朗索瓦·费奈隆（François Fénelon）和他创作的散文体小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Les Aventures de Télémaque，1699）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可能不太熟悉，这部小说在几年前才有简体中译本（费奈隆《特勒马科斯纪》吴雅凌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费奈隆在1689至1699年间担任路易十四的长孙勃艮第公爵的太傅，该书是他为勃艮第公爵创作的政治教育散文体小说——模仿荷马和维吉尔的英雄史诗，在神话叙事中添加有关治国使命的基本教诲，其笔下的各国风貌被认为不同程度地影射当时的法兰西。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该书是因为冒犯了路易十四而遭到查禁，但是凯茨认为这个解释缺乏论据，真实的原因很可能与费奈隆的另一本书《圣徒准则诠释》 （Maxims of the Saints Explained）遭到审查有关（56页）。重要的是该书在英国产生了特别的反响，尽管费奈隆坚持专制制度，但是许多英国人在阅读《忒勒马科斯历险记》时认为它呼吁有限的君主制，法律在国王之上，这种君主制的理想反映了辉格党在1689年光荣革命之后遵循的原则，因此后来人们认为费奈隆本质上是一个政治思想家。在日后的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中，这部小说不断以新的面貌重新面向读者，因而就与启蒙运动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人们逐渐认为它有意抨击专制君主统治，教导人们当国王以武力统治人民的时候就会逾越底线，走向专制统治（78页）。他对于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和出版商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很多人想效仿他的这种做法。就这样，一位大主教、君主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成了启蒙运动的重要作家和奠基人，凯茨说这实在异乎寻常；他引述了科林·琼斯（Colin Jones）的说法：《忒勒马科斯历险记》是一个典型事例，说明“读者的接受可以超越作者的意图”（84页）。于是，费奈隆给后来的作者带来的启示是可以把娱乐故事和哲学思考融合在一起，把低俗小说的元素与深度思考结合起来，以这种方式把哲学带到更广泛的读者面前（91页）。

在所有启蒙作家中，让-雅克·卢梭是费奈隆的忠实信徒，他在著作和书信中都清楚表明这一点。费奈隆影响了卢梭的创作，而卢梭作品的广泛影响力又影响了启蒙运动时期的读者对费奈隆的看法。于是出现了更奇特的现象：《忒勒马科斯历险记》被用来支持各种激进的政治理论和主张，例如反对开明的专制主义、间接支持“人民权力至上论”、抵制“任意”征税的依据。就这样，人们不断重塑费奈隆，使他成为法国启蒙哲人的奠基者。《忒勒马科斯历险记》的版本数量骤增，在1790至1800年间共出版了八十二个版本！（110页）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位费奈隆无处不在。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曾上演过几个版本的戏剧《忒勒马科斯历险记》，1793年的新宪法引起诸多争论的时候，人们援引费奈隆，将他视为民主政体的权威思想家。1793年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在他的《政治正义论》（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中认为费奈隆是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在启蒙政治理论中，《忒勒马科斯历险记》最严厉地鞭挞了“君主政体的弊端”（114页）。

在这个案例中，凯茨要阐释的正是书籍与塑造启蒙运动的过程有一种极不寻常的关系：作者的真实意识形态立场、写作意图和著作的核心观点在读者的阅读接受和后来作者的阐释传播中是可以被重塑的、被改造的。大卫·艾伦显然表达了凯茨想说明的关键问题：“启蒙运动的典型特征是连绵不绝的创造、接受、回应；参与这一过程的，除了闻名遐迩的思想家和畅销书作者，还有在历史长河中渐渐被遗忘的无数普通个体。究竟何为启蒙的含义和意义？人们不断直面、质疑这个问题，并重新达成共识。”（117页）

如果说《忒勒马科斯历险记》被不断塑造是一个颇为奇特的案例的话，那么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1721）的被塑造则有其内在合理性。孟德斯鸠关心的是政体的规章制度或机构在塑造政治文化、社会道德方面所起的作用，他笔下的巴黎人虚荣、浅薄、愚蠢、自相矛盾，他“秘而不宣地将一种选择呈现给读者：法国人要么沦为波斯人，要么热情接纳宗教宽容等新形式的自由”（131页）。当《波斯人信札》最终被列为禁书的时候，“这是一种认可，不仅认可《波斯人信札》在孟德斯鸠所有著作中的地位，也认可了它在启蒙经典著作中的地位。……《波斯人信札》才被重新塑造为启蒙运动早期的一部关键著作”（150页）。乔纳森·伊斯雷尔认为，启蒙运动激进的领袖们偏离了孟德斯鸠，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认同孟德斯鸠的读者和敌对的批评者，双方携手将孟德斯鸠塑造成启蒙运动的元老。当科英布拉大学的学生因为阅读《波斯人信札》而遭逮捕时，这本书已经成为启蒙哲学的入门教材（151页）。只有成为禁书，才能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著作，这也是决定书籍的历史声誉的重要原因。

孟德斯鸠出版《罗马盛衰原因论》（Conside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EesRomains Et De Leur Decadence，1734）的经过则是研究审查制度的很好案例。该书回避叙事，偏爱分析和论证，集中精力剖析罗马兴衰的潜在原因。他关注的是罗马领袖的政治行为，谴责罗马的扩张。为了申请出版许可证，他向耶稣会神父路易·贝特朗·卡斯特尔（Louis Bertrand Castel）咨询需要对作品做哪些修改才能获得完全合法的地位，很可能是希望卡斯特尔充当他和法国审查员之间的中间人。从后来出现的修订版本看，卡斯特尔或审查员对原文中大约十五个段落提出了反对意见。有些措辞方面的小问题，孟德斯鸠很乐意做出让步。比如孟德斯鸠说“英国政府是欧洲政府中最明智的”，审查员要求改为“英国政府比较明智”，这样便不会让读者产生与法国相比的联想。又比如，孟德斯鸠使用“暴政”一词来描述罗马政治体系即将“崩溃”的征兆，审查员的意见是在“暴政”前面加上“亚洲的”，孟德斯鸠也欣然接受了这个意见。即便是当孟德斯鸠褒扬法国政府时，审查员也会要求把“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改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凯茨认为，“显然，审查员要确保《原因论》的读者在书里看不到对现代法国的一丁点儿政治评论。”（196页）这真是钻到了审查员的肚子里去了，把他们的心思真是了解得太精准了。还有更多的例子，比如审查员对待法国的同盟国也持这种战战兢兢的态度，要他删除影射西班牙的段落；讨论罗马政治阶层的自杀现象本来没事，但是在脚注中涉及现代的查理一世和詹姆斯二世，因而遭到审查员的反对，结果130页的这段脚注被删去，131页最后那段将自杀和自由关联起来的文字也被删去，空白的地方插上一朵饰花图案。但是在后来各种版本中，未经删减的版本还是不断出现了。

我们今天可以说，启蒙运动书籍的出版史就是一部作者、出版商与审查制度、审查员之间的关系史。卢梭的《爱弥儿》（Émile，ou De l'éducation，1762）的审查、出版过程是一个更为全面和有意思的案例。《爱弥儿》是一本教育手册，但是从当时教会和国家当局的反应来看，《爱弥儿》是卢梭所做的最激进的声明。《爱弥儿》出版后在整个欧洲成为禁书，永远改变了卢梭的生活（408页）。在这个案例中，法国图书贸易总审查官克雷蒂安·纪尧姆·马勒泽布（Guillaume-Chrétien 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这个人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马勒泽布一方面主张思想自由，是启蒙哲人的朋友，捍卫不断放宽的出版自由，另一方面也拥护旧制度君主制，禁止那些攻击国王或王后、抨击道德和宗教机构的书籍。他认为实现出版自由的最佳方式是逐步放宽限制，同时从明确的重商主义视角看到图书贸易服务于法国出版业的利益，要保护它免受邻国竞争对手的伤害。凯茨认为启蒙哲人和审查制度之间的关系很微妙，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启蒙哲人与出版自由、君主专制与妨碍出版自由这两方面固化地联系起来。真实的情况是启蒙作家（包括卢梭）都希望好的政府都能对出版界实施监督、控制和管理，从而保护作家、印刷商和书商各自的利益；启蒙哲人并不期望完全自由的出版市场，而是希望政府为出版市场制定公平和自由的内规则。因此卢梭把马勒泽布视为盟友，而不是对手。马勒泽布对《爱弥儿》的内容感到忐忑不安，他的担心也有充分的理由。因此他让手下一名审查员仔细检查卢梭的著作，删除其中最具争议的段落。在马勒泽布看来，最安全的做法是授予官方特权，让经过审查的法语版本首先出版，待数月后，再通过特别的“默许”机制让另一个版本出现在市面上。凯茨说，“马勒泽布有时充当卢梭的代理人，有时又是他的假释官，他就是以这种方式帮助卢梭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既密切又复杂。”（414页）这是新闻出版史上早期的“埋雷”与“挖雷”的作业，在很多时候马勒泽布与卢梭可以说是惺惺相惜，互相敬重，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当时他们有微信的话，一定会留下很多珍贵的史料。让马勒泽布想象不到的是，后世很多地方的出版商和编辑都必须兼有审查之职，而且一旦失职将危害到整个机构；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有不少出版商和编辑本身就是与作者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凯茨在他的研究中也没有预计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的出版史会有更复杂也更精彩的续编。

最后，从凯茨的这部书想到了西班牙学者米格尔·贝尼泰兹（Miguel Benítez）的《启蒙的另一面： 古典时代地下哲学文稿研究》（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主题是对1690-1740年期间欧洲各国地下哲学手稿的微观而系统的研究，通过对这些手稿的作者、版本、流传情况等详细论述而挖掘出“启蒙运动”这座宏伟大厦赖以建立的地基、被埋藏在地基底下的思想砖瓦、被后世研究者所遗忘或忽视的观点和思想转折节点。他揭示的“启蒙的另一面”是指与后来在历史书写中被定格的启蒙运动相比较而言不同的启蒙运动的生长史、边缘史，正是在生长中的、边缘性的和被遗忘的潜流脉络中，还原了启蒙运动发展的思想与历史真实语境。凯茨的《书写启蒙》虽然所研究的十二部著作都是经典之作，但是其出版、传播、阅读和被思想观点不断重塑的过程同样是生长性的和边缘性的叙事，因而也可以说是在“启蒙的另一面”书写“启蒙运动”这个重大的历史主题。

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