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后，人在异乡的时间常常大于在故乡的时间，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日子被工作填满，唯有春节，像一根无形的线，一头绑在异乡者的身上，另一头攥在父母的手里。

我素来喜静，在河南老家时，总在回避走亲串户的热闹。大多时候，我会把自己关在房间，就着窗外偶尔传来的鞭炮声，翻几本搁置已久的书，或对着屏幕敲几段文字。甚至，干脆让自己坐着，什么都不做，去放空，让思想跟这个久违的房间进行一场小团圆。

当然，写累了，会约起老友们，去探访一些记忆深处的小饭馆，在里面小聚。时值过年，总是少不了刚炸好的酥肉、热气腾腾的丸子、香味四溢的卤菜，配上温热的酒，彼此的话题逐渐增多，经年的困惑疲惫一扫而空，这便是春节带给我的感触。

回想自己这些年的历程，以成年后为界，我在异乡度过的春节，已多过了在老家的次数。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古镇、东莞的老街……这些城市串联起我十多年来的过年记忆。

这些年来，“路堵，买不到票” 是我推辞过年回家的惯用理由，虽明知父母翘首以盼，却也总化作电话里的牵挂。后来，工作稳定后，我试图学会平衡，在不忙的时候，会请上几天事假，结合周末悄悄回到老家。没有春节的拥堵和喧嚣，只是安静地相伴父母，一起做两顿家常菜，听他们以唠叨的形式书写一家人的团圆笺。

尽管如此，今年春节，我还是在外地。“回家过年”那样的故土传统，悄然暗变成了我们这些漂泊者的传统。

在春节这样的重要日子，许多类似的不回家的人会聚到一起。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不回家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是抢不到春运的车票，有的是想趁假期沉淀自己，做点喜欢的事。于是我们打趣互称“异乡留守儿童”，为彼此制造一些相聚时的欢乐由头。

在上海与北京过年，和河南老家的滋味不同。

在河南，春节从腊月二十三就踩着节奏拉开序幕：“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每当我背顺口溜似的把年谣念出来，身边的南方朋友总会打趣说“记性真好”，然后追问每一句背后的讲究。

是的，我曾在某一刻想过，为什么北方人更热衷于以踩点的形式安排每一天的生活呢？以至于这些年谣仿佛刻进了骨子里，成为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年味魂魄。我想起小时候，家人由于上班忙忽略了准备年货，着手准备时已腊月二十八，大街上几乎找不到一家开门的店铺。好在邻居东西准备得多，将一些年货均给我们，还不忘唠叨几句，说你们以后得按着年谣来置办年货呢。

我才明白，忙碌了一整年的人们，正是循着年谣的指引，才能有条不紊地准备着最后的团圆。那份对传统的恪守，是刻在血脉里的郑重。​

如今，春节期间仍在营业的店铺已不鲜见，甚至有些年夜饭都可以提前预定，不歇业的超市、不打烊的饭店越来越多。人们不再对年货产生特别的期待，更多的是对当下忙碌生活的确认感。春节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日常的充沛生活已经很少让人有忙里偷闲的安乐。

也许正是如此，“在异地过年”反而常生出对春节的多元感受。在北京的出租屋里，我们曾凑出一桌热闹的南北大杂烩。河南的饺子、四川的腊肉、湖南的肘子、广东的烧鹅……不同地域的味道在餐桌上碰撞，却莫名地和谐。

在上海的家里，在本地生活十多年的朋友教大家泡元宝茶，并解释为“元宝进门”之意；有人用四川话讲年谣，乡音带来的幽默感引发欢笑；有人分享老家“年初二闺女回门”的习俗，有人模仿起天津快板的节奏，还有人喝了几杯酒后，学着老北京腔调讲解“大猴卵，匈是蛋”等语言艺术。

不同地域的年俗与文化在这一刻交融，让异乡的春节多了别样的滋味。

近几年，我把父母接到自己所在的城市过春节，想让他们换个环境歇歇。但我发现，他们依然循着老家的规矩，一丝不苟地筹备着：二十三买火烧，二十四大扫除，除夕饺子里包上糖果或硬币，守岁时端上来催促每人吃几个，初一踩点跟亲人拜年，在新年第一天必须以吉利的话作为开端……那些根深蒂固的习俗，已成了他们表达牵挂的方式。​

我问他们，有没有觉得这些地方的年味和老家不同？他们布着皱纹的眼角眯了起来，这次没有唠叨，而是说，有啥不同？家人在哪，哪就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