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小时候临到过年，母亲就宣布要炸十斤馓子，有时还会更多。我总是在心里默默祈祷这个数字能再往上跳一跳——不是因为我有多么贪恋馓子的酥香，而是这金灿灿、堆成小山的馓子，像一面面胜利的旗帜，宣告着年节的丰足。平日里，妈妈连买一块卤豆腐都要掂量半天，可在这几天，油锅里仿佛有挥霍不完的慷慨。那“十斤”“二十斤”在我听来，不仅仅是个数字，更是我们与那个捉襟见肘的日常，一次短暂而郑重的告别。

　　腊月二十五二十六，母亲的“炸货战役”便打响了。主战场是那口黑黝黝、沉甸甸的大铁锅，支在院子里临时垒的砖灶上。菜籽油在锅里渐渐泛起细密的波纹，母亲探进一双长木筷，筷头微微冒泡，便说“油香了”。炸馓子是个耐心活，需两人搭档。父亲早已洗净手，将醒好的面团搓成均匀长条，一圈圈盘绕在搪瓷盆里，手法流畅得像在给时光绕线。母亲则用两根长长的细棍挑起盘好的面条，两手一分，那面条便魔术般延展开，变得细而匀称，再利落地滑入油锅。

　　“滋啦”一声，油面顿时沸腾。母亲用长筷灵巧地拨动、翻转，细长的面身迅速膨胀、定型，呈现出诱人的金褐色，芝麻粒点缀其间，香气随之喷薄而出。刚出锅的馓子最是馋人，酥、脆、香，咬下去“咔嚓”一声，碎屑能掉一身。但这样放肆吃的机会不多，大部分馓子被母亲仔细地收进蒙着纱布的大竹筐里，高高悬在房梁下，那是待客和正月里慢慢享用的“战略储备”。

　　真正能让我敞开肚子吃的，是炸蚕豆和麻叶子。

　　炸蚕豆需提前几天将干蚕豆泡发，豆皮泡得皱巴巴，再用剪刀在豆脐处剪个小口。这“开口”是门学问，剪浅了炸不开，剪深了容易“咧嘴”炸过头。这枯燥的活计往往落在我头上。昏黄的灯光下，我守着大半盆蚕豆，听着剪刀“咯噔、咯噔”的声响，指肚被磨得生疼。然而，当这些“开了口”的蚕豆倒进油锅，奇迹就发生了。它们在热油里翻滚、舞蹈，“噼啪”声像细密的鞭炮声，豆壳从剪开处爆裂、翻卷，露出里面金黄酥脆的豆仁。炸好的蚕豆撒上细盐或五香粉，咸香酥脆，是磨牙看春晚的无上妙品。

　　麻叶子则是面食与芝麻的狂欢。薄如纸的面皮上，密密麻麻沾满了脱壳的白芝麻，炸好后通体金黄，边缘微微卷翘，像一片片金色的梧桐叶。它比馓子更薄脆，入口即化，芝麻香混着麦香，能在唇齿间停留许久。祖母牙口不好，却独爱麻叶子，她说这东西“酥得没脾气”，含在嘴里就化了。

　　那些年的春节，厨房里油香弥漫，终日不散。母亲系着油渍的围裙，在灶台边忙碌，额发被热气濡湿。父亲负责添柴控火，火光映着他专注的脸。我们孩子则在院里院外疯跑，不时溜进厨房，抓一把刚出锅的炸货，烫得左手倒右手，嘴里却早已塞得鼓鼓囊囊。油锅的“滋滋”声、家人的笑语声、院外零星的鞭炮声，交织成春节前最踏实、最滚烫的背景音。那浓郁的、无所不在的油香，仿佛一层厚厚的、温暖的包浆，将清贫的日子包裹出一种富足而明亮的质地。它不只是食物的香气，更是丰饶的预告，是辛劳一年的犒赏，是看得见、摸得着、吃进肚里的踏实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