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琳娜曾经是那种被安排得很明白的人。

从音乐学院毕业，到了中央民族乐团，穿华服、踩高跟，在气势恢宏的舞台上，她握着没开的麦克风表演。偶然间认识了德国音乐人老锣，他拉着龚琳娜走下舞台，离开正统的体系，去更随性的声音里探索。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老锣是她唯一的制作人和爱人。从艺术创作到日常生活，从写歌到系鞋带，他把一切照顾得事无巨细，成了能让她依靠的一座山，也是让她难以翻越的一座山。

再后来，事业不出所料地遇到了瓶颈，婚姻也迎来结束。她不得不再次把生活拆掉重装。

不用听谁的安排，50岁的龚琳娜终于可以活得彻底一点。

惊喜

冬天的北京，黑得很早。2025年12月15日傍晚，龚琳娜从一间位于地下室的录影棚出来，街边的灯已经全亮。酒店门前有为圣诞节和新年准备的装饰，高大炫目。

她刚录完一首新曲，随身的包里东西不多，一个塞着唱词本的文件夹占去大半空间。

《江声入旧年》——一首和春节有关的歌，来自一个叫“声无哀乐”的年轻乐队。乐队没有主唱，4名成员融合了现代乐器和民族乐器，演绎出圈内人称为“赛博民乐”的声音。这首《江声入旧年》，28岁的作曲者杨宗勋大约10年前就写出来了，却一直没遇到合适的歌者，直到他认识龚琳娜。

杨宗勋回忆，2024年，他想为新作《天降甘霖》找一位歌者，偶然看到一位前辈在朋友圈里提到认识龚琳娜。龚琳娜这些年涉足的领域看上去很大胆：说唱、摇滚、动漫……杨宗勋断定她是那种敢尝试新鲜事的人。

他想试试。

但契机真的会在龚琳娜身上吗？他不确定。龚琳娜毕竟是“国家队”级的歌唱家，会不会因为“没听说过声无哀乐”就直接拒绝？

龚琳娜收到邀约后，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她后来解释，自己是被词曲打动——“这首歌太有灵性了。”

《天降甘霖》把古筝、笛子、冬不拉和现代钢琴、吉他的声音合在一起，前半段像围着篝火祭祀般神秘，后半段又像钻进丛林，穿梭在水流、鸟鸣间，张扬自由。龚琳娜没再多了解这个乐队就应下来。之后，他们在各地的音乐节巡回演出，都觉得找到了对的人。

后来才有了《江声入旧年》的再次合作。龚琳娜说，这首歌是近几年她接触的少见的、有“呼吸感”的作品。

在她看来，“呼吸感”对古诗词风的歌尤其重要：唱词不多，不把有限的时间和旋律塞得满满当当。词与词之间的空白，恰是创作者留给歌者的空间，用来装下歌者的情绪和经验。

录制那天，龚琳娜刚结束了一场4个多小时的访谈。她戴起耳机，胸口自然昂起来，依然是访谈时的那身休闲装束，但身体和声音明显柔软下来。她对着“千里悠远，帆悬天边”的意境揣摩了一遍又一遍，设计出短小的颤音尾调。

一曲唱毕，她拉开厚重的隔音门，问杨宗勋的看法，也问在场每个人的感受。她很在意听者从她的声音里听到了什么。

“拥枕抱被眠，风声不减。”杨宗勋指出，这句的尾音或许可以再拉长一点。

他解释缘由：写这首曲子的时候，自己正处在困顿和迷茫的低谷，冷清和孤寂的气氛反而在这首关于节庆的歌里占了上风。

但龚琳娜的感受不一样。在她那里，辞旧岁的悲伤与迎新年的期待是一层推着一层出现的，这也是中国人传统的情绪逻辑：忧伤过后，堂前新燕落下，旧年被轻轻推走，新篇被拉开。她唱到“堂前又新燕，岁岁年年”时，内心是有欢喜的。

她也能感受到杨宗勋的情绪，龚琳娜常讲，歌者做的是二次创作，演绎要尊重作品创作者的感受和需求，即便对方可能很年轻，资历尚浅。她从不抗拒自己的声音被塑造、被雕琢，反而愿意将自己清空，期待作曲者的情感将她装满。

二人反复打磨细节，经历了不少重复的工作，但龚琳娜很享受。

杨宗勋也能感受到，龚琳娜给这首并不激昂的作品注入了某种乐观和豁达。他称之为“惊喜”，但又并不觉得意外，“她就是这样一个能给音乐带来情感的人，这种精气神，任何创作者都掩盖不住。”

出走

“我怕我唱歌会烧着别人。”

龚琳娜常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身体里有很大的力量，但是早年登台的时候，唱的歌都“那么小”，让她不得舒展。

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龚琳娜进了中央民族乐团。“那个时候舞台上要漂亮的、甜的、有知名度的（歌者），唱的歌都是别人给的所谓观众喜欢的歌，但其实观众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

2002年，某地一次大型晚会，丁字形舞台搭建在市中心一片空地上，几千名观众把舞台围得水泄不通。龚琳娜穿着雪青色长裙，裙摆里藏着12公分的高跟鞋，头发盘得一丝不苟，妆也化得浓，手里拿着根本没开的麦克风，音响里放的，是两天前在录音棚里录好的声音。

“我连歌词都没背下来，反正都是假唱，不背也无妨。”音乐一起，龚琳娜的情绪也跟着起来，“不过与感情无关，只是条件反射。”她用麦克风挡住嘴，一边有节奏地数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边做足表情，顾盼生姿。

观众看不出来，也不在意。只知道台上的是“北京来的明星”，唱的是“知名音乐人的作品”。

当时，龚琳娜已经三次参加中央电视台的青年歌手大奖赛，拿过银奖，评上了二级演员，在乐团也当上了歌队的副队长，但这些也拦不住她最终成为一个“提线木偶”。在民歌演唱“三宝”——美妆、华服、高跟鞋的加持下，她只需要对口型，展示年轻的美貌，音乐、情感，还有那些本该重要的技巧，似乎都可有可无了。

就在这时候，龚琳娜认识了德国音乐人老锣——在今天的公众视野里，人们谈龚琳娜的生活和作品，几乎绕不开他。

两人第一次打照面是在一个酒吧。恰好就是在上面那次演出之前。

老锣演奏德国民间乐器巴伐利亚琴，和几位演奏家、歌者组成乐队演出。龚琳娜是观众，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他。后来，几个志同道合的民乐爱好者时不时约着演出，她伴着巴伐利亚琴、古筝、马头琴随性哼唱，时而高亢，时而低沉，会哭，也会笑。

龚琳娜有点儿被自己吓到。唱歌不是应该严肃吗？怎么能这样“玩儿”？

但她又觉得，这样也太爽了。那时她会忘了时间，忘了规矩，忘记技巧，忘了过去，只剩下声音在回荡，意志在松懈，能量在释放，灵魂在解脱。

龚琳娜形容那是一种“热烈的、近乎疯狂的眩晕”。

老锣也给了她肯定，“你的声音变化非常丰富，有许多细腻的小拐弯，又有强大的张力场，这样的歌手，在世界上都不多见。”

这让一直因为自己有“野生山歌嗓”而觉得“嗓音不好”的龚琳娜，感到开心和安慰。

也是在这种体验里，她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自5岁登台演出以来，她第一次感受到“被打开”。

浅尝过音乐的另一种模样，她按捺不住心里长久的压抑和沮丧，决定“出走”。她离开了中央民族乐团，离开了中国，和老锣相爱，去了德国。

哪怕20多年后，她和老锣的爱情故事画了句号，在德国的生活也已经结束，但在生命和艺术的长河里，那个从“千人一声”的境遇里流淌出来的瞬间，至为关键。

知音

在德国，龚琳娜看见了音乐的无数种可能。

每年7月的第一个周末，一个只有两万常住人口的德国小城都会举办音乐节。2002年的这场，龚琳娜十分“enjoy”（享受），“我所看到的，完全颠覆了过去那些‘好’和‘美’的观念。”

舞台上，歌者穿着普通的衣服，妆容简单。无论年纪大小、高矮胖瘦，没人在意自己漂不漂亮、别人听不听得懂，他们只是快乐地表达。

龚琳娜从小接受的教育里，音乐有无形的框，“如同词有词牌，曲有曲牌，字数平仄都有规则。”西方的音乐则是另一套规则，层层铺垫和发展，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她欣赏西方人在即兴表演中的顺势而行：气息由弱变强，再导向高潮。她做不到，“我像是一个只会死记硬背的人，做不到漂亮的出口成章。”

保加利亚合唱、法国香颂、葡萄牙法朵，都用自己民族的音乐和语言自在表达。她仿佛到了音乐的世外桃源。

那也是爱情的世外桃源。

在和老锣还有几位好友组建了“五行乐队”后，龚琳娜和老锣在音乐、感情上进入一种不可分割的状态。老锣给她写的第一首曲子《自由鸟》，龚琳娜填词，她写“跑进森林去逍遥”，写“自由自在地舞蹈”。

她后来想，“似乎冥冥中已注定，我们走到一起的意义，就是放飞彼此的灵魂，追求精神的自由。”热恋两年后，两人在2004年结婚。

两人亦师亦友，被外界塑造成“高山流水遇知音”的现代传奇。

老锣喜欢中国传统文化，龚琳娜说自己骨子里也有对民族音乐强烈的偏爱。他们在摸索中确立了共同目标：以汉族音乐为根，创新发展。

老锣创作《静夜思》《桃源行》《将进酒》，改编地方民歌《包愣掉》《走西口》《小河淌水》，也作为制作人，帮龚琳娜发行了多张专辑。龚琳娜不需要决定太多，只需要接过写好的曲谱，唱出来。

那首爆火的《忐忑》，也创作于这一时期。

龚琳娜拿到老锣递来的谱子，第一反应跟后来公众的一样，“这是歌吗？”通篇没有歌词，只有拼音标注的“咿咿呀呀哦哦”。她读着读着却发现，吐字发音和音韵节奏结合得极讲究。

她谈不上喜欢，是老锣的不怒自威让她继续练下去。

2009年登台后，嘲讽和质疑飞向龚琳娜。《忐忑》奇崛、颠覆，甚至令人不安，业内有人说“雷”“欣赏不来”“毁掉民乐”，给出恶评的还包括一直陪她学音乐的母亲。

但她已经不是大学刚毕业时踌躇不前的龚琳娜了。她把争议当作机会，“很少有歌引发这么多不同的声音，人们注意到了我的存在。就算不喜欢这个作品的人，歌曲中的随性和尽兴也给他们带来创作的希望。”

《忐忑》确实成了龚琳娜重回国内大众视野的助推器。2010年，龚琳娜和老锣带着当时8岁和6岁的两个儿子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她学会了当一个“明星”，频繁参加节目、出新歌、上综艺，涉足陌生的领域，比如说唱、唱跳。

她和老锣的其他作品也被更多人看见。有人开始感叹她的唱功：“原来龚琳娜不是只能唱《忐忑》，而是《忐忑》只能龚琳娜唱。”

2013年，云南民歌《小河淌水》爆火后，有观众留言，“龚琳娜正常起来 ，立刻秒杀别人。”这话把龚琳娜逗笑了。

那段时间，她过得很自如，放佛真成了一只自由鸟，在老锣浇灌的茂密森林里逍遥。

“断奶”

“我过得不快乐。”

2017年的一天，老锣对龚琳娜说。

这句话像抱怨，又像一种警告。老锣说受够了城里的吵闹，想去云南大理过隐居生活。龚琳娜同意了，举家搬迁。像在德国的时候一样，他们住进村落，推门见山，花鸟相伴。

又过了两年，老锣回了德国。原因除了要陪两个孩子上学外，龚琳娜觉得，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具备了独立的条件。她和乐队经过长期磨合，开始良性运转，不再需要老锣像之前那样张罗创作、设备和排练。

实际上，在老锣离开之前，龚琳娜也感觉到职业发展遇到了瓶颈。

在一次采访中，龚琳娜说，自己虽然渴望被塑造，但长时间和同一位作曲家合作，这种塑造也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老锣的作品一开始我也觉得很新，但久了之后，也变成了同一种（东西）。我其实也提过，不想合作了，太雷同了，我需要打开。”她想逃出那片森林。

如今回头看，龚琳娜很难说清，是自己想改变，让老锣意识到那个依赖着他的龚琳娜不在了，还是老锣先有了离开的心思，所以她开始急切地想改变。

这次离开被龚琳娜称为一次“精神断奶”。

“曾经一刻不停地围着我转、关注点永远在我身上、衣扣掉了马上帮我补、鞋带开了马上帮我系的男人，正离我越来越远。逆流而行的我真的意识到，以后，完全要靠自己了。”

龚琳娜的演出依旧排得很密。她不断找新的制作人，“像乞讨”一样给自己拉赞助、找投资人，应付那些她曾逃避的社交场合。

2024年10月，这段感情在法律意义上画上句号。

龚琳娜做了一件令很多人不解的事——在德国，她和老锣举办了一场告别演出。他弹奏巴伐利亚琴，她站在一旁唱《自由鸟》，第二天，两人都离开德国，一个去找他交往已久的新伴侣，一个回到中国继续唱歌。

外界对于这场演出有各种评价，维持体面，难掩痛苦，不忍看完……很多人惊讶，龚琳娜在面对情感消亡时，竟能如此冷静。

龚琳娜说，就像这段婚姻开始时那场持续两天的夜郎谷派对一样，结束也需要一个仪式。欢腾要庆祝，新生要庆祝，悲伤和结束也值得庆祝，“它们都是人生中的一段经历，彻底地开心、彻底地去爱、彻底地去受伤，也可以彻彻底底重启自己。”

她也度过了一段难挨的时间。后来很多次采访里，只要提到老锣，提到爱情逐渐消亡的这几年，龚琳娜都会流泪。独自生活在大理的院子里，家人不在身旁，或许永远也不会回来，又遇上疫情，演出减少，她在书里坦言，“我太孤独了。”

她唱的所有歌都是他写的，家里的一切都是他布置的。离婚后，龚琳娜似乎逃无可逃，只能靠理智把这段关系一丝一丝剥离出去。痛苦涌来的时候，心里像有个深深的黑洞，心脏不停往里跌。她只能跑到院子里，一根一根地拔野草，拔完了心里才痛快些。

但龚琳娜没有让自己沉浸在这种仓皇和自怜里太久。家门口不远处有片小湖，生活着十几只黑天鹅。有一天她忽发奇想：天鹅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她来到湖边，放开嗓门对着它们高歌一曲，没想到天鹅竟抻长脖子“啊——啊——啊——”地回应。

龚琳娜肆意起来。她开始对着山、花海、密林、松鼠唱起歌来，甚至爬山遇到坟头墓碑，她也笑笑，“给你们唱首山歌吧。”

她突然不再较劲了。

不和观众较劲了，不在意自己的歌能被谁听见。“我原来也害怕自己过时了怎么办，没人买票、没人听了怎么办，后来觉得，我唱歌也不是为了人，是我本身要唱，我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她觉得，自己唱歌就像一朵花自然绽放，像鸟叫、蝉鸣、雨水滴落，当天地万物融汇在一起，她也不再只是那个她了。

龚琳娜也不和自己较劲了。

新书的封面图，是在她状态低沉的时候拍的。人倚着墙，肩膀上搭一条麻花辫。没有化妆，眼角的皱纹很清晰。家人劝她换一张，但她喜欢这种真实，“哪怕不完美。”

纠结过的那些成功、光鲜，似乎都卸下了。

生命

许多焦虑、不安，也都和解了。

正在进入更年期的龚琳娜，身体遭遇了更多挑战。龚琳娜想，或许自己有一天再也唱不出《小河淌水》里华丽的高音，但还可以唱古代琴歌，“年轻的时候低不下来，随着年龄增长，声带越来越宽，和古琴倒能和上了。”

她和朋友用北方汉族传统音乐的“相和大曲”结构，创作演绎《胡笳十八拍》。

东汉末年，蔡文姬被掳至塞外，嫁给匈奴左贤王，生了两个儿子，在异域生活十二年。后来归汉，与两个幼子永别，陷入去留两难。在胡笳声中，蔡文姬写下十八段诗作，唱对故土的眷恋，对骨肉诀别的痛楚，对命运无奈的悲叹。

这和龚琳娜的境遇太像了。她说，十多年前在德国的时候，自己就一度想把它搬上舞台，“生活在异乡，带着两个孩子，没有真正能够施展的舞台，与蔡文姬身在异域为人妻母如此相似……离开了舞台、只做妻子和妈妈的龚琳娜，是不完整的。”

但那时她还太年轻，经历简单，无法真正体会蔡文姬的情感，声音低不下来，心也静不下来。

如今，她回国发展，但婚姻结束，又不得不长期与两个孩子分离，个中情绪倒是体会得真切了。“或许我也像蔡文姬一样，在命运面前别无选择，不如就顺其自然地走吧。”龚琳娜说，“我只能面对当下的生活，承担起当下的责任。”

如今看来，和老锣的分离，某种程度上也是馈赠。

之前，龚琳娜从不敢单独站出来。她总觉得自己不行，不清楚一首乐曲到底好不好，一个乐队该怎么运行。她觉得自己需要一个依赖。

“后来我发现，其实我自己可以。”

声音不再交给老师，也不再交给制作人，回到了她自己手里。

她到各地采风，在弥渡县青苗村，跟着83岁的李贵芳老人学唱《月牙钩》，跟着71岁的弥渡花灯非遗传承人李龙英学唱《鲁班调》《阳雀调》……哈尼族田野栽秧多声部、彝族四大腔、壮族坡牙歌……尽管语言不通，但她走了许多地方，让新歌创作不断注入灵感。

回到大理的山上，她会继续邀请邻居来家里，调整呼吸，学山间虫鸣，带着“大白嗓”们一起唱唱跳跳。

最近，视唱歌如命的龚琳娜还有了一个变化。

过去她总说，唱歌给自己带来生命力，只要能唱歌就是幸福。但这次接受采访，她犹豫了，“好像，现在不需要音乐，我也可以感受到生命的美。”

这种变化源于2025年下半年，她帮广西桂林聋哑学校的无声合唱团排练。面对一群听不见歌声的孩子，她最引以为傲的歌喉突然失效了。不论唱得是婉转还是激昂，孩子们都听不见。

她抻直手臂颤动，表现声音的延绵；用动作快慢提示节奏缓急；双脚用力跺地板，让孩子们感受震动；还让孩子们摸着她的喉咙，捕捉气息的流动。

一场排练下来，她浑身冒汗。

孩子们终于发声了——喉咙里挤出还称不上是音乐的符号，身体跟着自己发音的节奏摇摆。龚琳娜突然感受到了生命力的一种深刻、本源的流淌。

“相较于我教他们唱歌，更多的是他们教会我奋力感受生活。”50岁这年，龚琳娜突然感到，真正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编辑 彭冲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