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少子老龄化不可逆转的背景下，日本潜在增长率长期徘徊在1%以下，指望通过财政刺激将长期增长率拉升至足以覆盖巨额利息支出的水平是不切实际的。所以高市政府在未来大概率仍不得不延续举债老路。在减税与扩支的双重压力下，财政缺口将越来越大。获得三分之二议席固然让高市拥有了无视在野党反对而强行通过预算的权力，但金融市场并不会因为政治权力的集中而改变逻辑。一旦市场对日本政府的偿债能力产生怀疑，或预期日本央行将因通胀而不得不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长期利率将出现跳涨。届时，仅支付利息的费用就可能让日本政府焦头烂额。

其次，日本或陷入日元贬值与“输入型通胀”的恶性循环。高市主张的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辅以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才能维持。这意味着日元贬值压力难以缓解。高市早苗曾公然鼓吹日元贬值的“好处”，视日元贬值为提振出口和改善企业账面的利器。然而，这一逻辑忽视了日本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日本制造业大量外迁，出口红利变薄，而进口成本激增直接打击了日本国内的中小企业和家庭消费，导致日本国内“成本推动型通胀”持续。持续贬值的日元无情地蚕食着普通工薪阶层的购买力和内需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

2025年爆发的“米价冲击”是输入型通胀与国内政策失误共振的典型案例。尽管稻米是日本自给率最高的粮食作物，但化肥、农机燃料及运输成本均高度依赖进口。日元贬值导致农业生产成本飙升，叠加气候减产因素，米价同比暴涨。过高的通胀率导致日本家庭实际收入持续下降，消费信心萎靡。一旦这种“滞胀”格局固化，高市所期待的“良性循环”就会变成“物价上涨—工资停滞—消费萎缩”的恶性循环。届时，社会不满情绪将直接冲击自民党的执政根基。

再次，日本结构性问题被掩盖。日本经济的病根是少子老龄化、劳动生产率低迷、产业转型滞后等结构性问题。高市早苗主张以财政扩张掩盖结构性改革缺位，试图通过货币幻觉和财政透支来掩盖人口减少和生产率低下的残酷现实。虽然这在短期内可能维持股市繁荣和经济名义增长，但其长期代价是恶性通胀风险、汇率崩溃风险和财政可持续性的丧失，最终可能不仅无法破解困局，反而延误改革窗口期，让经济增长停滞成为常态。同时，由于高市早苗将资源过度向国防产业集中，忽视民营经济、中小企业、民生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将受到进一步扭曲。

最后，对外政策拖累经济基本面。高市早苗的右翼立场与军事扩张倾向，引发区域经贸环境恶化，特别是其涉台错误言论直接损害中日关系。中日贸易互补性很强。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2025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达3221.8亿美元。日本“高度依赖”超1400种中国产品。高市政府如果想改善日本经济就离不开与中国合作，但当前中日关系的恶化对日本经济基本面是严重利空。

政治权力集中无力破解经济困局

高市早苗目前在众议院拥有三分之二多数席位，这在短期内确实赋予了其政策极强的抗冲击能力。她可以无视财政纪律法案的警告，强行通过补充预算，甚至向央行施压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但政治权力的集中并不能解决资源的硬约束问题。

其一，债券市场的约束是刚性的。随着日本央行持续购债，市场流动性日益枯竭，国债市场的功能正在退化。一旦出现类似于此前的国债期货熔断，央行将面临“救政府”还是“保汇率”的终极拷问。无论怎么选，都会刺破当前的资产泡沫。

其二，外部环境的约束是不可控的。如果美国经济软着陆并持续降息，高市早苗或许能争取到喘息之机；但如果地缘政治危机导致油价暴涨，或者海外资本大幅撤离日本，脆弱的日本财政体系将受到严重冲击。

其三，社会承受力的约束是长期的。高市早苗的政治基本盘包括保守派团体，但日本庞大的城市工薪阶层和老年人群体对生活成本上升极为敏感。长期的实际收入下降将逐渐侵蚀自民党的传统票仓。这种经济上的慢性失血，比政治斗争中的失利更具致命性。

高市早苗带领自民党取得了众议院选举历史性胜利，给了日本一个看似强大的政府。然而在绝对的政治权力之下，高市早苗所推崇的经济政策，本质上是一种试图用举债来拖延改革的“麻醉剂”，掩盖了经济结构性改革的迟滞和多重经济隐患。（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颜泽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