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5日，第七届上海图书馆阅读季·“大城小书”之《汉语言哲学研究》新书分享活动于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本次活动由上海图书馆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举办，60余位师友线下参加。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郁振华、应奇、朱承和刘梁剑四位教授从“‘谈’何容易”说起，围绕汉语言哲学的重要议题展开对话，梳理《汉语言哲学研究》的形成与研究脉络，探讨用汉语言“做”与“如何做”中国哲学之难与可能。

本书作者刘梁剑教授提出，“汉语言哲学”（或曰“新名学”）是基于汉语经验的语言哲学，一方面探赜汉语语法与中国思想之关联、思考中国思想之特质，另一方面从语言入手探究哲学问题。他进而围绕“为何对汉语言语做‘哲学语法考察’”，以及在此基础上“‘一起做有作为的哲学’何以必要”这两个层面展开论述。

刘梁剑教授首先从“谈何容易”的二重语义谈起。该词既可指“说易行难”，亦可指“谈”本身即为一种充满艰难的实践。他进而追溯了该词使用的历史语境：西汉东方朔曾于《非有先生论》中以“谈何容易”表达臣子向君主进谏时言谈的艰难，南北朝王僧虔在《诫子书》中引东方朔此语告诫其子，直言真正的清谈绝非易事，须具备精深厚实的学养：不仅需精熟《老》《庄》《易》“三玄”，亦需通晓佛经、玄学论题及历代注疏。

进入近现代，“语词”的“古今中西”之争让用汉语做中国哲学变得格外不易。这一问题意识的萌发，得益于导师杨国荣教授在具体形上学视域下对语言的考察，以及读博期间陈嘉映教授关于语言哲学的著述与讲学，尤其是他关于“移植词”的讨论。“移植词”包括汉语中新造的音译字、由单字组合而成的新词（如“哲学”），以及用汉语中旧有语词翻译的外文词（如“革命”“经验”）。就后者而言，翻译植入的语义往往遮蔽了旧语词的原有语义，从而使得传统词汇失落了原有意义与意味。与之相应的现象是：当我们对某一术语的含义感到困惑时，往往习惯于参考其对应的外语词，仿佛如此方能理解相应的汉语术语的含义。这一现象引发的困惑是：我们所使用的现代汉语哲学术语，究竟扎根于源远流长的汉语思想传统，抑或是“机械输入”的产物？为克服现代汉语哲学在此意义上的“无根性困境”，既需接续中国深厚的哲学传统，又应注目于与生活世界产生纵深关联的语汇。前者之难在于须实现对传统语词的现代转化（如“尽性”），后者之难则表现为如何将日常语词锤炼为基本说理词（如“开心”“体会”），使中国古代及现代思想关键词成为一种真切可感的说理语言。

在此复杂境域中，为澄清我们赖以运思的汉语言之境况与特质，使之用得“顺手”，那么，对中国古代及现代汉语关键词及其语法结构做一种哲学性的语法考察，可视为一项必要的基础性工作。就该工作的考察方法而言，刘梁剑既受到维特根斯坦“哲学语法考察”和海德格尔词源考察的影响，也试图上承戴震“由字词以通其道”、金岳霖日常语言分析等中国古代与现代思想传统。中国现代汉语天然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特性，这便要求我们超越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单一语言视域，卷入更为复杂的跨语际、纵古今的思想运作。就所考察的汉语言语而言，除了关注实词概念外，还须关注有思有想、有理有象的观念，以及“出实入虚”，即考察语言间的间隙（虚词）与语言的展布（句式），勘察其所显现的汉语语法与思维方式、思想环节间分环勾连的精微之处。

上述对“中国古代及现代汉语关键词及其语法结构做哲学语法考察”的工作可视为“利其器”的准备阶段。刘梁剑教授进而谈及“利其器”须服务于“善其事”。如何运用这一经过自觉反思的语言工具，真正做出具有当代性气质的哲学，则意味着必须超越对“如何做哲学”的方法论预备性思考，转向“真正用汉语做哲学”的实践，即从真实的问题（如当代性问题）出发，实现“一起做有作为的哲学”。此即需应对“谈何容易”的“说易行难”。

郁振华教授指出，从《汉语言发凡》（2015）到《汉语言哲学研究》（2025）的努力，使得汉语言哲学的主张没有停留在倡言层面，而是以专精深细的研究实绩，为“汉语言哲学”这一概念提供了有力支撑。他认为，整部著作呈现出两条提纲挈领、一以贯之的思考线索：一是对汉语哲学语法进行精密考察；二是关心现代汉语哲学创作问题，通过反思范例性现代汉语哲学作品，揭橥做中国哲学与“活的语言”之间的内在关系。

就前一条线索而言，郁振华教授认为《汉语言哲学研究》对汉语哲学语法的考察十分扎实。其中甲部第一、二章与乙部第五章的表现尤为突出。甲部的贡献在于系统精深地梳理了中外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实质性理论推进。例如，对汉字形而上学的深入探讨、对“之谓”与“谓之”句法结构差别的分析、对古代汉语究竟是命题表达抑或是名词串等问题的辨析，都极具专门性。乙部的研究则在此基础上向纵深与精细化推进，尤其体现在对虚词、句式的考察上。其中对“虚词”中的“小词”（即逻辑词，如析取词和特称量词“或”）的专题考察，呈现出极具技术性的哲学分析。郁振华教授认为，以上这些扎实的“哲学语法考察”，从学理层面真正撑起了“汉语言哲学”这一概念框架。

就后一条线索而言，郁振华教授认为该书乙部关心现代汉语哲学创作问题，特别是通过考察科玄论战以来的范例性现代汉语哲学作品，例如“金冯学脉”（金岳霖、冯契）、“熊牟学脉”（熊十力、牟宗三）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从李大钊至李泽厚）中的相关作品，展开“为学之方”工夫论层面的反思，探讨了做中国哲学与“活的语言”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此基础上，郁振华教授借用金岳霖区分具体、准具体、抽象三个层次的概念框架，通过重构《汉语言哲学研究》相关章节（尤其是乙部第一章、第四章）的工作，勾勒了“活的语言”的基本特征：除了运用抽象的意念，还要兼顾具体的感觉（sensation）与感受（feeling），以及准具体的包括隐喻在内的意象。锻造“活的语言”，要求我们植根于活生生的在世经验，，从而富有成效地展开哲思。该书对隐喻的关注集中体现在乙部第五、六章。第五章侧重于思想史考察，借助皮埃尔·阿多关于西方“自然”观念史中的隐喻的分析展开论述；第六章则以“如何真正做汉语言哲学”为旨趣，进行了两项具体实践：一是尝试从王夫之的思想资源出发，发展出一种基于心气论的道德哲学；二是着眼于“‘身家国天下’意象”，探讨中国政治的当代转化。其中，对“‘身家国天下’意象”所隐含的“中心-边缘图式”“本-末图式”“涟漪图式”的剖析尤为精彩。郁振华教授认为，此种分析可以视为真正做汉语言哲学的有益尝试。

此外，郁振华教授指出，《汉语言哲学研究》一书的形成受到了多方思想资源的助缘，包括杨国荣教授的“具体形上学”、陈嘉映教授的后期维特根斯坦研究、高瑞泉教授的观念史研究等。

应奇教授认为，《汉语言哲学研究》一书体现了“力学巧思”的品格。他进而围绕汉语言哲学的研究进路、美德伦理学在汉语言哲学中的定位，以及汉语言哲学与当代性问题的纠结三端展开评析。

首先，应奇教授着力澄清了“汉语言哲学”与“汉语哲学”在研究进路上的差异。他指出，《汉语言哲学研究》一书的研究工作远绍洪堡特和张东荪，其学术自觉的形成似乎要早于当下颇为热门的“汉语哲学”。二者虽均同样重视“汉语经验”，但在研究进路上有所差别。为阐明此不同之处，应奇教授从语素的构成入手辨析：“汉语哲学”由“汉语”与“哲学”两个语素所构，而“汉语言哲学”可做“汉”“语言”“哲学”或“汉”“语言哲学”“哲学”两种分解。其中，“汉”指向“汉语经验”，但后者在主张承续中国哲学传统中关注名实之辩、言意之辨、言行（知行）之辩等问题的名学思路的同时，尤为强调从“语言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出发界定汉语言哲学，接受后期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当代西方思想家的影响，在西方“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大背景下，强调“以语言为方法”展开汉语言哲学运思，重视哲学性的语法考察工作。

其次，应奇教授注意到该书将“美德伦理”纳入汉语言哲学视域中加以考察，并着重分析了书中对汉语世界中的美德伦理学研究困境的处理。他指出，《汉语言哲学研究》一书作出了将现代汉语思想词汇划分为“译名”“传统”“近代”“西返”四重面相的创见，并通过对儒家“美德伦理”与“virtue ethics”之间的对勘，试图探讨“西返”面相的可能性，即现代汉语思想词汇是否可能反作用于其所对应的西方思想词汇。应奇教授概括说，《汉语言哲学研究》认为汉语世界中的美德伦理研究其困难在于只是用汉语研究virtue ethics，于是汉语世界中的儒家伦理研究，就“只是以汉语为工作语言，以儒家思想为研究题材，而以virtue ethics为研究进路”。除了指出以virtue ethics格儒家伦理之义”于双方均为“不幸”，《汉语言哲学研究》不但从汉语的演化考辨了由“善德”到“美德”的构词演变之考辨，认为“‘善德’之‘善’用来修饰、限制中性的‘德’，‘美德’之‘美’则是突出、强化‘德’字本来就隐含着的褒奖义”，还明确指陈从德性和德行的统一能够更好地把握儒家美德伦理学。《汉语言哲学研究》选择从为美德伦理学奠定人性论基础走出之前说到的困境，而没有从伦理学类型学的角度挑战儒家美德伦理学的研究范式。

最后，应奇教授结合自身研究，探讨了汉语言哲学与当代性问题的纠结。他指出，该书结语（《跳出“现代”的掌心》）承续冯契先生以“既济”“未济”阐释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及其未完成性的思路，进而展开对“当代性”的思考，即在新的“文化生发期”，需着力克服“经学独断论”之倾向。应奇教授认为，这一思考可视为一种基于美德伦理学的厚版本当代性理解。他对勘了法国历史学家阿赫托戈从对西方文化中“已然”（yet）与“未然”（not yet）之间的紧张出发对当下主义的辩护。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种基于康德式道义论的薄版本当代性。美德伦理学版本的当代性是宽松的，而道义论版本的当代性则是峻严的。

朱承教授认为，刘梁剑教授对汉语言哲学的兴趣与关注，可追溯至其读博期间。他进而从“语言何以成为哲学问题”以及“语言哲学应该做什么”两重维度展开论述。

语言何以成为哲学问题？朱承教授首先对中国哲学传统之于语言的态度进行了精要梳理。他从阴爻阳爻符号发端，到造字六法逐步完善，再到如今“日生日成”的新语词不断涌现，结合这一漫长的语言发展过程指出：语言虽然始终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其本身却长期未被置于哲学反思的中心。在中国古代传统中，相较于“小学”，古人更推崇“文以载道”，关心那些能满足情怀、服务现实政治的实质内容，更关切语言对于实现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实际意义。即便明清朴学曾对语言流变做过系统总结，也并未改变语言的工具属性。在此意义上，古代中国的语言本身并未成为独立的哲学研究对象。

至20世纪，受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深刻影响，语言与生活逐渐分离，语言本身也逐渐被视为思想的居所，成为哲学分析的对象。而《汉语言哲学研究》一书的工作，正是围绕如下三方面展开：一是梳理古代汉语哲学文献中如何看待“语言”；二是探讨汉语的结构、实词、虚词、句式如何作为哲学问题；三是以语言为分析为路径，讨论认识论、本体论、政治哲学、历史观等哲学问题，回应人类的精神关怀。在此意义上，该书所做的工作可视为对语言学转向的一种汉语言回应，具有世界性眼光。

语言哲学应该做什么？朱承教授强调，当下的语言哲学研究不应止步于总结诸如“天人合一”等哲学史上的标识性概念。此类工作属于描述性梳理，缺少对未来形成的规范意义。语言“日生日成”的现实性，决定了研究必须关注现实生活中不断生成的新语词。这些新语词背后凝聚着特定的社会关切、大众心理与时代情绪，影响着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因此，语言哲学的重要任务，在于以哲学为方法剖析新语词的内涵，赋予语言足够的解释力、规范性与引导力，避免陷入自我封闭的学术生产。因此，未来的语言哲学研究，还牵涉到宏阔的哲学事业发展方向：哲学需从传统的“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走向广阔的公共思想空间，通过具身性参与公共讨论，提供具有思想深度的公共产品。这无疑是一项严肃且必要的事业。

互动环节，现场观众提出了“汉语做数学、物理等学科并未觉困难，为何做哲学尤为不易？”等问题。刘梁剑教授在回应中认为，由于现代汉语生成于“古今中西”之中，用现代汉语做哲学之难意味着：需将中西等不同的思想传统视为自身传统，进而在不同传统的融通之中创造出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的当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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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梵琪

来源：尹紫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