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经济发展局2月9日发布的2025年度投资报告显示，尽管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持续动荡，新加坡在2025年仍吸引了142亿新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2%。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大幅增长，占比从2024年的仅2.5%升至20.6%，增幅接近8倍，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新加坡第二大投资来源，仅次于欧洲整体。

从业务总支出维度看，中资增长十分突出。2025年，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的总营业支出占比从2024年的15%升至50.7%。该指标涵盖企业运营成本、人员薪酬及租金等持续性投入，更能客观反映外资在新加坡的实际经营深度与长期布局决心。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主席方章文在发布会上表示，新加坡凭借稳定的政治环境、透明的法治体系、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及辐射东盟市场的地理优势，成为中资企业全球化布局的首选。这种资本流向的转变并非短期投机行为，而是建立在实体产业布局基础上的战略性迁移，涉及区域总部设立、研发中心建设及先进制造产能落地等长期资产投入。

从投资结构来看，2025年新加坡获得的142亿新元固定资产投资承诺中，约121亿新元来自制造业相关项目，占比高达85%。其中，半导体制造占据主导地位，贡献33%的固定资产投资，全球人工智能需求的爆发式增长推动了芯片、服务器等相关产品的投资热潮，而新加坡凭借其在半导体产业链中的积累、占据全球半导体市场10%以上份额和半导体设备生产20%以上份额，成功吸引了大量中资半导体企业的绿地投资和产能扩张。生物医药制造、特种化学品、可持续材料以及航空航天维护维修等领域同样吸引了中资企业积极布局。这些投资并非简单的产能转移，而是与新加坡的“智慧国家”战略和“2030绿色计划”深度对接，体现了从单纯的产品输出向技术合作与生态共建的转型升级。晶科能源、TCL中环等中国清洁能源巨头，以及药明生物等生物医药企业纷纷在新加坡设立研发中心或生产基地，显示出中国资本正从传统贸易与房地产领域向高技术制造业转型升级。

中新经贸合作的深化还体现在企业运营模式的战略性转变上。根据新加坡中资企业协会与毕马威联合发布的《新加坡中资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4—2025）》，55%的受访中资企业将新加坡商业环境评为“优秀”，公共服务和金融体系被视为关键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中资企业将新加坡的战略定位已从早期的“跳板”升级为“区域总部枢纽”，超过70%的企业将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视为产能扩张和成本管理的重要腹地，形成了“总部在新加坡、生产在柔佛”的战略布局。这种区域产业链重构不仅增强了供应链韧性，也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的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实践样本。在研发领域，45%的中资企业本地员工比例超过60%，还有同等比例的企业参与本地创新，显示出从单纯投资向技术融合与人才培育的深层次转变。

此外，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的布局也呈现出全产业链生态特征。字节跳动将新加坡作为全球第二总部，雇员规模已达数千人；蚂蚁国际、阅文集团等科技公司设立区域总部，统筹东南亚业务；蔚来汽车、比亚迪等新能源车企依托新加坡辐射东盟市场；镁睿化学等创新药企甚至将全球总部迁至新加坡，并开设人工智能驱动的药物研发实验室。这种“研发+制造+销售+资金管理”的一体化布局模式，标志着中资企业出海战略已从简单的市场拓展升级为全球价值链重构。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全球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为中资企业提供资金归集、跨境结算、融资发债等全方位金融服务，有效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风险。

2025年中资流入新加坡的激增也是中国与东南亚经济融合加速的缩影。根据多家区域研究机构的数据，2025年亚太地区内部投资流动呈现显著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东盟国家的存量持续攀升。新加坡作为区域总部枢纽，既是中国资本进入印尼、越南、泰国等新兴市场的门户，也是东南亚本土企业对接中国产业链与消费市场的桥梁。这种双向流动强化了新加坡在亚太经济网络中的节点地位，使其在全球经济碎片化背景下，成为能够连接东西方资本、技术与市场的稳定平台。

中资在新加坡落地也有效带动了东盟经济发展。“新加坡基地+东盟制造+全球销售”的模式，正在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复制推广，形成区域性产业协同网络。例如，2025年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大幅增长，马来西亚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成为新的投资热点。预计东盟国家将继续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产能，重塑全球供应链地理格局，这与东南亚制造业蓬勃发展的趋势相契合，该区域制造业规模预计2030年将达1.6万亿美元，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

不过，中新经贸合作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在报告中警告，全球投资竞争将日趋激烈，气候变化风险和技术进步将继续重塑产业格局。中美关系的走向、全球最低有效税率的实施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都可能影响未来投资流动的格局。

放眼未来，中资在新加坡的投资热潮预计将持续，驱动因素包括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推进、新加坡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跨境试验枢纽的角色强化，以及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日益成为中资企业海外纠纷解决的首选机构。尽管这一模式也面临市场容量有限、区域协同成本增加以及美国可能进一步收紧“友岸外包”规则等的潜在挑战，但在可预见的将来，新加坡模式仍将是中资企业突破贸易壁垒、布局全球市场的最优解之一，其示范效应将持续推动中国与东南亚经济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