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论是游戏《黑神话：悟空》，还是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又或是流行的“圣黛CP”（孙悟空和林黛玉），都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追捧，《西游记》在当下，依然显示出作为经典名著长盛不衰的魅力。

为什么在四大名著中，《西游记》可以有如此多样的改编？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毓龙看到，四大名著中，《红楼梦》是文本IP，由文人作者写定，作品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极高，但会束缚当代改编者的手脚；《西游记》则是故事IP，百回本《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叙述而成，是由不同的时代地域、不同文化教养和知识结构的人们进行口述或手写的故事，今天我们所说的“作者”是最终完成文本生产的“写定者”，即便是这样，大众更熟悉的也只是西游记IP，而不是百回本小说的文本，这样的作品改编起来更容易。

2025年，赵毓龙出版了《破顽空：西游知识学》《花窗三十看“西游”》等面向公众进行西游知识普及的作品。他看到，《西游记》有无限的阐释空间，每个时代的读者群体都可以从这部书中锚定自己的价值。

清代绘图本《西游记》

赵毓龙

赵毓龙所著《花窗三十看“西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破顽空：西游知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成书过程中的民间与文人

书乡：世代累积和文人写定，这两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如今我们能从文本中区分哪些是精英文人的部分，哪些是民间的部分吗？例如，辽宁大学文学院院长胡胜教授就认为，百回本最成功的文人改造是孙悟空的“净化”与猪八戒的“丑化”同步进行。

赵毓龙：世代累积和文人写定，是我们在讨论一部叙事文学作品成书过程时经常使用的概念。简单地说，“世代累积”指的是作品有一个本事，也就是一个原初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是有历史根据的；后来，这个故事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在不同的讲述者口中，不断变化、发展、累积，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最后趋于成熟。“文人写定”指的就是当这个故事已经比较成熟了，一个具有文学天赋的文人作家来“摘桃”，他当然是拣取现成，但他做了很多工作，有很大贡献，比如把文人精神灌注到了故事里，又对故事进行了艺术加工，使故事的艺术品位上了好几个台阶，甚至臻于完善了。

一般说来，在一部写定本里，艺术上还比较粗糙的部分，比如人物塑造偏于刻板、情节组织存在漏洞、叙述主旨倾向于单纯娱乐的内容，基本就是保留了民间集体口述的成分；而人物塑造不呆板，情节委曲波折又很合理，特别是巧设悬念，或者是有“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安排，叙述主旨由简单的戏谑上升到对社会现实的揭示、讽刺甚至于批判，有对人生意义的深刻观照与反思，这就是经过文人作者艺术加工的成分了。

胡胜教授所说的悟空的“净化”与八戒的“丑化”，就是文人作者艺术处理之后的产物。在民间集体口述中，这两个人物的性格、气质、素养、能力方面其实有很多重合的地方，民间集体口述是不计较重合的，但文人作家则要将二者区别开来，使其成为特定的“这一个”悟空和“这一个”八戒，构造出一个典型的正统英雄和一个典型的喜剧英雄，利用二者之间的矛盾与张力，组织情节、构造场面，甚至为主旨表达服务。在两个人物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理想的寄托，又可以看到现实的倒影，既有诙谐的内容，又有严肃的内容，这就是文人作家希望我们从人物身上发现的内容。

书乡：栾保群曾经谈到，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是佛道二家，历朝历代都有争风斗法、抢占头牌的故事，但中国势力最大的其实是民间信仰，两大宗教对于民间信仰不得不屈就。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的？在《西游记》中也会有这样的体现吗？

赵毓龙：我们需要承认，历史上的佛道竞胜，对于前现代时期民间集体口述的故事产生了持续的、深刻的影响，许多故事的生产与传播，本来就是为了替佛教或道教张本的。甚至于同一个故事核，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版本，归根到底就是看哪一方在传播这个故事。比如“斗法”情节，如果最后说佛教神祇取得了胜利，明显是佛教徒在传播这个故事。反之，就是道教徒利用这个故事来“自神其教”了。

然而，旧时中国人的信仰是很务实、驳杂的，是“三教混融”的，这里不只有儒、释、道的内容，还有许多民间信仰的内容，甚至于许多组织性宗教的观念，要想真正被市民、乡民所接受和理解，就不得不退回到民间信仰的形态与成色。民众的信仰都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的，不管哪一家的神祇，主要就是看能不能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能够解决，就是好的，就值得信奉，反之就很容易被大众遗弃。

而在接受故事的时候，市民、乡民的主要期待是“热闹”，是“好看”。不管佛道谁胜谁败，只要是正义战胜了邪恶，主人公达到了目的、实现了愿望，这个过程又是“热闹”“好看”的，就可以了。佛可以战胜道，道也可以战胜佛。组织性宗教的观念，大众了解得不多，也不大关心，他们要看到的是斩妖除魔、惩恶扬善、趋利避害，这其实就是民间信仰的形态和成色。

在这方面，“西游”故事恰恰是一个典型。比如晚唐五代的俗讲底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定者应该是一个狂热的佛教信徒，他就是要用这个故事来宣扬佛法，鼓吹佛教的力量，以此耸动世俗。再比如，南开大学的陈洪先生指出，金元时期，可能出现过一个“全真本”的《西游记》，这是由全真教道士或信徒写成的“小说”，目的是用唐僧取经故事来“图解”全真教的炼养理念，今天看到的百回本《西游记》里，应该保存了不少“全真本”的内容。但大众读者对这些内容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喜欢的是书中神魔斗法的情节：英雄遭遇危险，一时难以取胜，靠自己或他人帮助而取胜。一遍一遍沉浸在这个故事里，获得补偿性、替代性满足。他们是因为英雄最终胜利而感到欢悦的，不是因为某一种宗教取得了胜利而感到欢悦的。

游戏《黑神话：悟空》中，孙悟空以一个非传统英雄形象出现。

神怪与英雄的“成长”

书乡：《西游记》里的神仙似乎都有来历，可是妖精鬼怪似乎多为作者想象创造出来的，也接续不上以前的志怪传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

赵毓龙：更准确地说，这些魔怪是民间集体想象出来的，写定者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艺术加工。比如百回本《西游记》里的黑熊怪。这个人物就不是原创的，而是此前就已经存在于故事集群中的。这个人物的资格很老，宋元平话里就有“黑熊精”了，宋金队戏（一种仪式剧，类似于今天比较火的英歌，主要是人物装扮，没有多少情节）里也有“熊精盗宝”的故事。为什么很早就有黑熊精了？因为中国有熊，古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能够见到熊，想象就有所附丽。熊这种形象，当它们成为“敌人”的时候，有特殊的气质，一方面是凶狠、顽劣的，一方面是愚蠢、滑稽的，讲述英雄战胜黑熊的故事，就可以加入很多笑料，比如英雄无法在体力、战力上战胜黑熊，却可以动脑筋、玩战术，把黑熊耍得团团转。百回本《西游记》里悟空斗黑熊，不就是这样子的吗？所以说，传统是能够接续上的，民间集体口述和文人案头创造之间没有天然的鸿沟，从口头到案头，从集体到个体，艺术创造是连续的、融通的，这也符合我们考察、分析古代文艺现象的辩证法。

书乡：你提出，六耳猕猴是被孙悟空亲手打杀的，是因为权威要求展演自我阉割。小说《悟空传》中，作者今何在也用一个成长的框架把大闹天宫时期的孙悟空和西天取经的孙悟空缝合在了一起，认为大闹天宫是青春期，西天取经是成熟期，这是否说明，反叛性的力量是终将逝去的，人总有一天会收敛？

赵毓龙：我在《花窗三十看“西游”》《破顽空：西游知识学》等书中的基本认识是，与其说悟空是一个反抗型英雄，不如说他是一个挑战型英雄。比起“反叛性”，我觉得似乎可以用一个更贴切、或者说更容易让当代受众共情的词，就是“叛逆性”，特别是当我们将故事看作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叛逆期，特别是当青春期的开关打开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不自觉地进入一个叛逆周期，挑战规则，挑战权威，挑战一切让我们感觉到被束缚、被压抑的东西。但最后，我们总是挑战了一个寂寞，因为我们最终是要长大的，是要加入“成人俱乐部”的。随着年龄增长，以及社会集体对我们的期待和要求发生了变化，挑战规则、挑战权威的成本越来越高，试错机会也越来越少。如果我们不进行“自我阉割”，不主动割弃、剪灭不符合集体期待的“童真的一面”，就无法加入“成人俱乐部”，也就无法在残酷、真实的成人世界中生存下去。

所谓“反叛性的力量是终将逝去的，人总有一天会收敛”，这其实就是一个基本人生经验：“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悟空的成长过程就是在展演这种经验，“青春期”的悟空要追求“自在”，挑战权威和规则，结果以失败告终，就像我们总要走出“青春期”；“成年期”的悟空要展演自己“成人”，也就是放弃“不自在”。哪个成年人是“自在”的？没有。

书乡：近两年国内流行的是“黑悟空”和“魔童哪吒”，如何理解当下流行文化中，西游人物的“黑化”受到欢迎？

赵毓龙：这种“黑化”，不是简单的“邪恶化”，而是基于当代大众心理去重构古典文学人物。不是说当代受众更喜欢看到“坏人”，而是大家希望看到古典文学人物的其他可能性。大英雄，尤其刻板的正统英雄，我们见得太多了，又很难与他们共情，就希望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英雄。重述这些英雄的成长过程，改编这些英雄的心理，调整他们行动的逻辑，把当代人对于社会人生的理解融入其中，塑造英雄的其他侧面，这也是合理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借用这句话，所有的文学人物也都是“当代”的，他们必须活在当下，活在可以为大众所理解的当下。至于活在当下的“黑化”英雄能否被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的人所接受，那就要看后人的环境与观念了。后人不仅会基于其环境与观念去理解“黑化”英雄，还会通过这些“黑化”英雄去理解当代的我们，看我们的文化教养和叙事旨趣，可能是褒，也可能是贬。这方面，我们是左右不了的。文学人物要留给后人评说，我们自己也要留给后人评说。

去年暑期档大电影《浪浪山小妖怪》脱胎于《西游记》故事原型，创造性讲述了与当下共鸣的新故事，成为中国影史2D动画电影票房冠军。

当代解读的角度与度

书乡：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认为，原著《西游记》中不存在女性的视角；另一方面，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怡微在访谈中说，新一代读者会带着女性主义视角来看一个古代文学文本，但她不得不提醒，《西游记》毕竟是一部明代的小说，用过于现代的眼光来阅读它，不一定处处适合。你怎么看？

赵毓龙：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基于男性视角写定的，这是客观事实。即便许多作品中的叙事者、抒情主人公是女性，隐含作者依旧是男性，这是无法否认的。引入“男根中心主义”去理解大多数古典文学作品，没有多大问题。我们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落实在叙事文学中，女性的叙事视点、叙事姿态、叙事逻辑、叙事策略，以及文学风貌，应该也能“顶半边天”，这是没有问题的。我甚至期待这样一部作品，从女性视点出发，重新去审视、再现“西游世界”，比如从某个故事中的女性角色的视点出发，把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的故事重新讲一遍。这样有新意的当代叙事，我还没见到。与其在观念上，在这个或那个“主义”上打嘴架，不如踏踏实实去做些事，直接落实到创作实践中去。

张怡微老师的说法是合理的。她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出色的女性作家，她的意见是来源于批评和创作实践的，是中肯的，对于当代读者是有帮助的。我自己当然也会面临类似问题，但这要分两方面说：从专业研究的角度说，我是要摒弃当代受众心理的。因为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小说与戏曲，研究目的是还原这些作品的生产、传播情境，解释相关作家、作品得以跻身文学史序列的合理性、必然性，分析其中一部分作品在前现代社会即已实现了经典化的原因。这与当代受众如何看待、理解这些作品，没有关系。然而，我撰写《破顽空：西游知识学》《花窗三十看“西游”》等书，是为了将学术成果与大众文化普及两个工作结合起来，这就必须考虑当代受众的心理期待，必须用一些当下的观念、逻辑和方法去解读古代文学作品，从而建立起古代文学作品和当代人的链接。这是两回事，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策略，不能混淆。

书乡：你的书中常常会出现一个词，就是“庸俗化”，认为当下的文化中有大量对《西游记》“庸俗化的解读”“庸俗社会学”。但你也谈到，《西游记》虽然是神魔世界，但是还是要依循人情物理，而在魔怪江湖，人情物理就暴露得更加彻底，“这才是庸俗生活中最根本的道”。怎么理解“庸俗”这个词？

赵毓龙：首先需要说明一点，我在书中所使用的“庸俗”一词，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贬义的。我们的真实生活，主要内容与基本成色，就是庸俗的，平庸、世俗，充斥、流溢着低级趣味的东西。正因如此，所以我们才需要在文学艺术中追求理想化的内容，用这些内容来陶冶、涤滤、净化我们的精神。我们难以摆脱庸俗，又渴望超越、脱离平庸，甚至超凡入圣，这种难以实现的愿望，变成幻想，最终落实在文学艺术作品中。

《西游记》揭示出庸俗，但它本身不庸俗。表现庸俗、讽刺庸俗，甚至于批判庸俗，这本身就是在反庸俗。《西游记》写出了神魔江湖的人情世故，使我们看到文学世界与现实生活的一致性，通过批判文学世界里的庸俗，进而批判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庸俗，这不就是在帮助我们反庸俗吗？杰出的小说家，是要通过生动细腻的笔触去再现、还原情境，让我们在文学情境中看到真实的生活。小说家写得越真实，我们看得就越清晰。揭示、讽刺、批判，归根到底是引导受众去揭示、讽刺、批判，也就是在文学的镜像中照到自己，不是看到书中人物的庸俗，而是照出我们自己的庸俗。

何谓庸俗解读，就是在文学镜像中没有照见真实，没有照见自己，单纯从故事中寻求快感，也就是用最简便方式“成功理解”了故事的快乐。沉浸于这种快感，就是庸俗的。严肃的文学艺术作品是“药”，作者希望读者共同实现脱离庸俗的疗救效果；庸俗的文学艺术作品则是“糖”，庸俗化的解读更是把药当糖来吃，不追求疗救，只追求短时效的内啡肽和多巴胺。倒不是说吃糖是原罪，我们都爱吃糖，也需要吃糖，比如刷半天狗血的短剧。但如果一部文学艺术作品是药，我们最好承认自己有病，需要被疗救，就老老实实吃药，以求获得净化；如果明知道它是药，却要把它调和成糖，那就是在暴殄天物了。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