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化纵横杂志

I don't believe that there is one way to think like a woman, just as I don't believe there is a single way to be a woman.

我不相信存在唯一一种“像女人一样思考”的方式，就像我不相信只有唯一一种成为女人的方式。

写作这本书的种子很早就埋下了。那年我三十一岁，刚刚离婚，辞去了一份全职工作。那份哲学教授的工作有福利保障。不仅如此，我还搬出了位于艾奥瓦河上游的家。我埋头耕耘自己的沉思生活十余载，结果换来的却是纽约市里一间蟑螂横行的小公寓，以及一份没有保障且通勤时间长达90分钟的兼职授课工作。即便如此，我也很清楚，假如我当时再不采取行动，我会崩溃。

我一度满心期待成为一名学院内哲学家，因为它曾允诺我能够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由自己的内在原则所指引的人。我相信，它可以实现我童年时的梦想，一头扎进那种竭力质疑一切的生活，这种生活将指引我抵达那些汇聚着卓越智识追求与精神之美的地方。它向我承诺了一个能让我成为独立之人的职业生涯。

但事实是，哲学是一个很难找到工作的专业，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则尤为困难。她从一开始就没多少胜算。白人男性长期主导着哲学学科，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在意这个领域长期以来的压迫史，也不太关心这种压迫今天如何在文本、习俗、思维惯性和行为中延续。其结果就是，哲学界滋生出这样一种氛围，它不仅对女性不友好，有时甚至敌视女性。

你要是想在哲学领域有所成就，就不得不用一种忽视女人或者伤害女人的方式去思考。哲学领域向来如此，并且本性难移。如果一个领域将天赋看成取得事业成功的必需品，那么这一领域对那些想要在其中取得事业成就的女人往往是不利的。现有的一些研究认为，男人比女人具有更多天赋。一项研究显示，在那些高度重视“天赋”（natural brilliance）的研究领域中，女博士的数量相对较少。包括STEM在内，在所有被考察的学科领域中，哲学最看重天赋。也有研究表明，当老师对某些学生期待不高时，这些学生也会产生类似的自我认知。我认为这是哲学领域的一个问题，很少会有人（如果有的话）期望女人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就。该领域的许多男人并不认为自己需要为这种对女人充满敌意的环境负责，相反，他们只是质疑女性的智力。

在大多数时候，这些男人把女人视为性对象，而非独立的个体。此外，他们还认为，哲学领域之所以缺少杰出女性，是因为女人在一个本就公平的世界中选择去学习其他事物。他们并不觉得，这种稀缺是一个证据，证明女人在一个各方面受限的环境中被迫做出了决定。但事实上，这个世界要么在诸多方面给女人设置障碍，要么干脆同她们作对。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会承认，他们用看似客观的态度随意质疑女性的才智，这确实对女性的自我认知和生活造成了实际影响。

“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意为“爱智慧”。理论上，任何充满好奇心且意志坚定的人都可以追求智慧。在理想的情况下，哲学体现了人类思想的最高境界，并且显示了一种文化上的自我理解和追求真理的方式。要紧的是，这一努力在诸多方面都未能触及真理，更别提正义了。我们从大家理解和对待女人的方式便可看到，这种理想多么遥不可及。哲学向来都是女性劣势论最持久且富有成果的贡献者之一，哲学家对传统上由女人所主导的领域——例如育儿、照护等家庭生活的诸多方面——几乎毫无兴趣，与此同时，白人男性的观点则通过无数思想实验被放大。

当然，并非所有哲学都如此。女性主义哲学（feminist philosophy）、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和酷儿理论（Queer theory）都挑战了这种主流观点。问题在于，在我个人的学术经验中，上述具有批判性的理论既非主流，也不是长期开设的入门课程。即使学校开设了这些课程，通常也只是选修课。在大学的哲学系，要判断某人是否“真正的”哲学家，只需判断他是否了解知识论、形而上学或者伦理学，而他是否了解诸如女性主义哲学等理论并不重要。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视为一种政治努力，而非哲学努力。这假设了一些哲学领域必然摆脱了偏见，包括最抽象的那些部分。然而，任何了解尼采或仔细研究过哲学史的人都能认识到这种假设背后的傲慢。

有鉴于此，一些女性反映自己在哲学课堂上发言时会感到不适，也就不大让人意外了。或许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在哲学领域担任高级职位的女性比其他任何人文学科和科学领域都要少。《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对于学者和学生而言非常重要，其中，女性仅占被引哲学家的10%。总体而言，女性仅占顶级哲学期刊作者的13%。

比起那些非白人、男性、异性恋者、顺性别者和身体健全者所遭受的压制，女性在哲学领域中面临的困境仅仅是冰山一角。例如，在《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发表词条的作者中，黑人、原住民等有色人种只占3%，而从2003年到2021年，黑人学者只贡献了15家顶级哲学期刊中全部论文的0.32%。这些数字远低于在哲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的少数族裔的占比。一些学者将多样性的缺乏归咎于“边界监管”（boundary policing），即将涉及女性主义、酷儿、残疾人、黑人和其他非白人视角的研究排除在哲学研究之外。哲学家谢莉·特雷米（Shelley Tremain）认为，哲学领域的守门人“削弱了残疾哲学（philosophy of disability）的重要性，将其排除在哲学领域之外”。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英语系酷儿理论家盖尔·萨拉蒙（Gayle Salamon）表示，自己不断同“我所做的哲学不完全是哲学”这样的念头进行斗争，她对此感到厌倦，并最终选择离开哲学界。我怀疑，哲学界之所以没有那么多女性和少数族裔，一个原因可能是，在双重标准下为自己辩护令人疲惫不堪。在日常教学、研究并履行系里的职责之外，他们首先还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研究属于哲学。

我刚开始研习哲学时，这些包容性和公平性议题不在我的重点关注范围内。直到我偶然看到一位三百多年前的女性哲学家的作品，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我意识到自己并不了解任何一位生活在20世纪之前的女性哲学家。我同样十分惭愧地发现，对于20世纪的女性哲学家，除了她们的名字之外，我对她们也一无所知。我们系里没有人研究或者教授她们的思想，我们甚至没有一门关于女性主义哲学的课程。我已经内化了厌女观念，因为没有人教过我她们的思想，我不知道她们的思想是什么，好像她们谁都不值得深入研究。

我错了。在接下去的几年时间里，我阅读了四位才华横溢、鼓舞人心的女性哲学家的生平和作品，她们是玛丽·阿斯特尔（Mary Astell）、达玛丽斯·马沙姆（Damaris Masham）、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以及凯瑟琳·科伯恩（Catharine Cockburn）。我发现，在一个禁止女人上大学、男性哲学家大肆书写女性心智缺陷的时代，她们在反抗。这些女人指出了哲学家们的双重标准，后者倡导自由和平等的启蒙理想，却将女人排除在这些理想之外。在阅读她们的作品和生平时，我开始与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重新建立连接。阿斯特尔、马沙姆、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科伯恩犹如跨越时空的英雄之声，刺破了我的苦闷。

这本书讲述了我怎样在哲学中迷失自我，又如何通过发现这些早期女性主义哲学家，找到了一条回归自我的道路。尽管相隔几个世纪，但我们因为对哲学同样的热爱，以及对挫折、悲伤和愤怒的共鸣而团结在一起。当一个女人因为性别而被告知她不属于某个领域，或者被认为不如男性聪明时，她该怎么办？有人能淡然处之，无论别人怎么说，都清楚自己的价值。我敬佩这些女人，但我做不到。我无法泰然自若。我挣扎着，怀疑着，最重要的是，我需要答案，或者至少试图解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及其原因。在这点上，我与这四位哲学家感同身受。

她们并没有在所有作品中都捍卫女人，但对于父权制如何压迫女人，以及可以如何利用哲学来抵制女性被边缘化、改善女性受压迫的处境，她们都有着极高的敏感度。她们的思想遗产有助于开拓关于女性生活的另一种愿景，在这一愿景下，女人不再比男人低一等，也不是男人的依附者，而是与男人平等的人，她们能够在智力上取得伟大的成就，并且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然而，你无法在哲学史的教科书或入门课程中找到她们。大多数人已经遗忘了她们的存在。

在开始讲述我的故事之前，我应该表明，我并不打算透露我曾经学习或者教学过的机构或学院的名字，所有那些与我有交集的人在本书中都是假名。我并不想标识任何学校或者个人，因为我不想把读者的注意力转到这些机构或个体身上，而是想强调我这段可能与其他人，尤其是女性所共享的经历的特征。

对我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要承认，女人的概念由于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等社会范畴的交叉而变得复杂。这个概念同样是动态的，它超越了传统的二元性别论，包括其他身份认同和取向，如非二元性别和跨性别。不过，本书并非一本对性（sex）与社会性别的前沿见解有所贡献的女性主义专著，尽管我受到了当代女性主义和酷儿文学的启发，这些作品也持续影响着我的思考。本书更多讲述的，是通过发现失落的女性主义哲学家，进而唤醒我女性主义意识的故事。它讲述了我浸淫于学院哲学并试图了解自己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我自己的缺点和狭隘的观点如何将我引入困境。然而，最重要的是，本书讲述了我为何感到“女人”这个概念困住了我，以及我如何努力回答以下问题：女人想要成为一个自由人，这如何可能？

阿斯特尔、马沙姆、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科伯恩的生平和作品是我故事的中心。我被阿斯特尔的大胆举动所吸引，她离家前往伦敦，并以哲学写作为生。马沙姆对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毕生之爱使我动容，而我也同样关心这种爱如何将她塑造为一个思想家。沃斯通克拉夫特那鸡飞狗跳的罗曼史，以及她为将自己和其他女人从婚姻叙事中解放出来而做的斗争让我感动。科伯恩对于母亲身份与自身写作之间冲突的回应振奋人心，深深地鼓舞着我。但这本书并不是一系列详尽的传记。我书写她们，是因为在我最艰难的时刻，她们与我同在，也因为她们的生活使我的生活变得透亮。在讲述她们的故事时，我开始理解，自己从属于一个更大的叙事，这个叙事跨越几个世纪，讲述的是我们当中那些被哲学冤枉的人、那些渴望使自己重新完整的人、那些努力使哲学慢慢变得公正和真实的人。

本文摘自《如何像女人那样思考》作者手记

编辑 | 郑亦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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